邓明辉
在我所任教的这所乡镇中学，时光流转间，我教书育人已逾三十载。
镇子不大，低头走路，也会常遇熟人迎面而来，喊出你的名字——可能是昔日的同事，或许是街边卖菜的大娘，又或是某位学生的家长。自然，也会遇见那些远远望见我便目光躲闪、急于开溜的“捣蛋学生”。然而说起来，这镇子也不算小。三十余年家访，走过山路、穿过田埂、蹚过小溪，竟仍有村庄的角落未能踏足。一些地方总显得熟悉又陌生，仿佛在等着我再去一次。
只是，以后怕是没有机会了。虽是早晚之事，但当领导通知我前去谈话时，心中仍感猝不及防。直到离职的消息尘埃落定，一种真切的不舍才开始在心底弥漫。这三十余年里，这片土地，这方校园，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竟从未静思细想。
初来学校那年，远非今日这般模样。没有如今宽敞明亮的教学楼，教室只是一排低矮的砖瓦房。每逢雨季，屋顶漏雨叮咚，得用盆盆罐罐接着；操场是块坑坑洼洼的泥土地，冬天冻成冰镜，夏季雨后积满泥水，孩子们打闹嬉笑，一不留神摔个泥人儿，却从不喊苦。那份赤诚的质朴与欢愉，至今难忘。那时我也年轻，不过二十出头，与学生年纪相差无几。没想到，这一站，便将整个青春乃至半生光阴，都留在了此地。
学校于我已是太熟悉了，如同身体的一部分。每一棵树苗是哪年栽下，每一间教室是哪位老师最先搬进，我都记得分明。操场外那片竹林，是几位早已退休的老教师当年亲手种下的。他们说：“竹节中空，宜静宜直，最能育人。”操场两侧的桂树，也是特意种的，为的是金秋时节，馥郁的芬芳能伴孩子们上学、放学。年复一年，竹林的笋尖年年破土，操场的桂花树岁岁吐蕊，从不失约。如今它们都已亭亭成行，风华正茂，而当初栽下它们的人，却早已悄然离开了讲台。人啊，终究不似树木，能年复一年在原地，静候风吹来。
孩子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届届，各有性情：调皮的、懂事的、淘气的、胆小的……他们课间在操场上你追我赶的身影，放学冲向食堂“抢”饭的热闹场景，或是升旗时格外用力歌唱国歌的模样，都深印脑海。如今，他们或成了维护一方的警察，或成了救死扶伤的医生，更有甚者回到了母校，走上了我曾站立无数次的讲台。见到我，他们依然脱口而出“邓老师”，那语气里的敬重与亲切，每每暖得我心头一热。
二十五年前，我的孩子也降生在这片土地上。那时，家中老人为了让我安心教学，默默扛起大半家务。妻子在学校带着初三毕业班，同样忙碌。看着孩子一天天成长，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甚至在教室的讲台下钻来跑去，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时光。彼时，只觉岁月静好，如此安稳便知足。
十三年前，妻子调去了县里最好的中学。孩子前程要紧，我们总得往外走走。为了让孩子的天地更广阔些，她甘愿每日两地奔波，肩上扛着教学重担，心里又时刻牵挂着家中儿女。后来，孩子也如愿考入市里的重点高中。一家三口，便各在一方。我留在了这所学校和这座小镇，白天陪着学生，晚上偶尔回家看看老人，只在周末能与妻子相聚。日子不算热闹，却也充实而温暖。父母年岁渐高，步履一年慢过一年，却总宽慰我：“你安心忙工作，家里有我们撑着。”
而今镇上，家中只剩二老还在。我离开的消息尚未告诉他们，也不愿多说。人至暮年，牵肠挂肚之事已够多，不忍再添新愁。我会如常，每周回去一趟，陪他们喝喝茶、晒晒太阳，侍弄侍弄那几分菜地的秧苗。我知道，无论我多大年纪，走到哪里，我始终是他们心间那份沉甸甸的牵挂，一如他们曾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依靠。
工作调动之事办妥，心口却像被悄然抽走了一根支柱。夜深人静时，思绪如潮，往昔的点点滴滴次第浮现。窗外的虫鸣唧唧，耳畔恍惚又响起学生们的读书声。听着听着，眼眶便不觉酸涩起来。
余秋雨先生在《乡关何处》里写道：“思乡往往可以具体到一个河湾，几棵小树，半壁苍苔。”从前对这份感触体会不深，而今真要离去了，才顿觉其中千钧之重。只是我的乡愁，并不凝于某个河湾，也不止于几株小树或一片青苔的光影。它落在了无数乡村孩子稚嫩而明亮的眼眸里，落在了一方方被粉笔灰染白的黑板上，落在一节节静静流淌的四十五分钟里——那是用半生时光站立的讲台光阴。
不过，待秋风又起，这所学校自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欢笑喧闹声依旧会溢出教室的窗隙。或许某个午后，会有人短暂提起：“这儿啊，曾经有位邓老师，教起书来严肃得很，可他不生气时，人也挺和气……”只是时光流转，后来的人，谁又真会记得他的名字，知道他去了何方。
日子便如此这般，层层覆盖旧痕，宛如厚厚的秋叶。没有谁能永远驻守在一间教室里，我也一样。唯愿秋风起时，若有行人路过那两排繁茂的桂树，尚能嗅到一丝若有若无的馨香。或许那人便会想到，这里曾经，确有一位师者，在讲台之上，无声站立了整个的岁月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