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海燕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回顾中国改革历程，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都是通过改革的办法破除了制约发展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调整了生产关系，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市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对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襄阳实践作出系统部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考虑从畅通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入手，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从生产过程来看，应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堵点。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在襄阳“一枢纽四基地”建设中找准定位，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巩固前期营商环境改革成果，在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方面进行更多探索，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战略科技力量。当前，襄阳正聚力打造汉江流域科技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基地，要充分发挥湖北隆中实验室、襄阳航空研究院等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作用，融入全省以“用”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建设，聚焦重点领域加快研发攻关，创新产学研成果高效转化机制，消除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障碍，加速构建“144”现代产业集群。三是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全面落实“1+7”人才新政，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改革，打通影响三者良性循环的痛点、堵点，形成相互促进、正向循环、共促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合力。
从分配过程来看，应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机制，通过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调动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一方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襄阳作为全省大财政体系建设五个“全套试点”城市之一，正积极探索财政金融投资统筹联动机制，推动“分散变集中、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并向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行业倾斜，着力形成新的高质量发展动力循环机制。另一方面，完善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相匹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二是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尤其是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技能，弥合数字鸿沟，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调动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三是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实行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
从交换过程来看，应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一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等。要深入推进宜城市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总结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更多“襄阳方案”。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完善数据等要素的定价、交易、治理等相关规则，促使要素价格能够相对准确地反映其稀缺程度。三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破除行业垄断、所有制歧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动实现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社会信用等方面制度规则统一。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改革，形成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的流动机制，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从消费过程来看，应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形成新质生产力系统发展的良性循环。一是擦亮“零工驿站”“智汇襄阳”等就业创业名片，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快落实《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细则》，降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成本，让居民能消费。二是围绕“消费促进年”活动，实施“放心消费行动”。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监管，保障消费者权益，打造公平、透明的消费市场环境，让居民敢消费。三是以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为契机，发挥全国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首批试点先发优势，加快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培育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激发消费潜能，让居民愿消费。
（作者系中共襄阳市委党校经济学和经济管理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