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岁的胡盛忠，安家在195医院附近的一条小街上。一楼那间临街的起居室，是他观察生活的最佳窗口。这间不过七八平米的房间，被他用木板砌的吧台巧妙地一分为二：吧台里面是生活的角落，安放着床和衣柜，两面墙的书架堆满了书；吧台外面则是他的创作天地，一张小茶桌，几把椅子，文友诗朋来了，就在这里谈天说地。
“我这辈子没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胡盛忠老人拿着自己新出版的故事集，脸上尽是平淡与从容，“但我赶上了好时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对这一生，我很满意。”
■从潜山到温泉：与时代同行的少年
1945年，我出生在马桥乡潜山村下屋胡的一个贫农家庭。我的父亲当时在武汉码头做苦力。1949年5月，咸宁解放；同年6月，咸宁县人民政府成立。1950年，土改的消息传来，爷爷为远在武汉的父亲寄去家书：“咸宁解放了，马上要分田地了，你快回来。”父亲这才回到了故土胡家湾。
同年9月，松江省军区第二临时兵站医院随解放军南下，进驻咸宁温泉，并在香吾山扎根。1958年2月，这所医院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5医院”。它依托咸宁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成为中南地区重要的后方救治中心，主要收治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伤病员。
当时的温泉，还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荒芜小镇。随着195医院医护与伤员的大量涌入，让“吃菜”成了大问题。我听父亲说，医院当时只有三辆车——一辆从朝鲜战场缴获的美式大卡、一辆吉普、一辆马车。后勤人员每天赶着马车去咸安城关镇买菜，十分不便。
为解决这一难题，咸宁县政府在温泉成立了一个蔬菜队，主要由潜山村的社员组成。父母和社员一起来到195医院附近改水田种菜，范围从如今金桂桥、工行起，一直延伸到新银桂桥下游的郭家湾，包括现在的白茶菜场、财贸新都会、财贸学校校园、郭家湾，曾经都是一片片菜地。
父母进了蔬菜队，年幼的我也随家人来到了温泉生活。种菜浇水远比种水稻频繁，为了保证灌溉，父亲在老二号桥头建了小房子，当时的温泉大队在河下筑堰，架起了筒车提水浇菜。进入六十年代，蔬菜队用上了抽水机，浇地方便了许多。
我的求学之路也交织着温泉的早期变迁。当时温泉的白茶村老祠堂、郭家湾、胡家坦各有一个初级小学，只能读到四年级。五年级开始，我就得去潜山温泉小学（完小）读书。淦河流经城区的这一段那时没有桥，一号桥处有个石硼，人们踩着露出水面的石头过河；桂花路西有只渡船，想过河就喊对岸的人撑过来。
从195医院到潜山村，一趟路要走半小时。童年的我并不觉得苦，和小伙伴一路追追打打就到了学校。1959年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咸安大畈的水产中学，学了两个月养殖，学校便由公办转为民办，不久后撤销，我也因此失学。
■笔耕不辍：从通讯员到党史编撰者
回家务农后，我的人生轨迹因阅读和写作而改变。1964年5月，我加入共青团，次年10月被抽调参加咸宁县高桥公社光华大队的“四清”工作队。1965年春回到温泉大队后，我成为“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并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常将报上的理论与工作实际结合思考。
一次，我写了一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投给《湖北日报》，之后便忘了此事。不久，同在“四清”工作队的《咸宁报》编辑余炳清赶到我家，兴奋地告诉我：“小胡，你看，你写的文章在《湖北日报》农村版发表了！”这是我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极大地点燃了我的写作热情。
自此，我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1967年，我担任温泉大队团支部书记，同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之余，我积极创作，先后在《咸宁报》《咸宁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通讯、小小说、诗歌、快板、民间故事、论文等三四十篇作品。
之后，我工作几经变动：1973年调任温泉镇广播站，1974年到温泉针织厂，1975年回白茶村企业，1979年负责大队渔业队。1980年8月，我调任温泉工委办公室，历任会计、统计，工业公司副经理，经委办主任等职。1986年7月，我出任温泉针织内衣厂党支部书记，次年任温泉办事处经委副主任。
长期的党务工作，让我深感党员教育的重要性。我自七十年代开始集报，有一次，当我读到“党史之最”资料后，便萌生了编集党史珍闻的想法。
此后的十余年间，我牺牲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在书山报海中寻觅、摘录、整理。1988年，我正式动笔，历经三载，于1991年完成初稿。后又经多次修订，参考了大量权威报刊和党史著作，最终在1999年出版了采取问答形式的《中共党史知识问答》。全书分十四大类，共738题，时间跨度从1918年中国共产党组建前期直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
时任咸宁市社科联主席的卢克清亲自为书作序，肯定了我对党的耿耿情怀。这本书印了2000多本，费用全靠我个人筹措，赠送给相关单位后，获得了读者的广泛称赞。
■文化守望：退休后的耕耘与传承
家庭的熏陶是我文化情怀的另一个源泉。小时候，祖母常给我讲温泉的传说和冯京在潜山读书的故事。冬夜围炉，村里老人“讲古”的场景更是深深吸引了他。尤其是曾在汉口码头当搬运工的叔爹胡茂庭，他口中的奇闻轶事，成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除了编书，我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记录流传在咸宁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1984年，我加入咸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为钱六姐学会），并陆续担任理事、温泉分会会长等职。1994年至1995年，我任温泉水电站党支部书记兼站长。2004年水电站破产出售，我也因此下岗退休。
然而，退休对我而言并非终点，而是另一段文化耕耘的开始。我潜心研究咸宁的民间文化和红色文化，先后出版了《温泉风土故事集》《淦水涛声——咸安区革命歌谣历史回顾》《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胡盛忠诗文集》等著作。
2007年，我被咸宁经济开发区聘为修志专班资料编写员。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在老年大学学习诗词，平日在家看书、写字、创作，日子过得充实而平静。一次，远房亲戚的一句提醒——“我们几个村就有接东平王的习惯，你有时间来关注一下”——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
经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我挖掘并整理了“淦河流域十六庄门接东平王感恩民俗”文化资料。这项形成于清康熙初年、由当地船民为抵御侵害而发起的民间游神祈福活动，以感恩、忠义崇拜为核心，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并于2024年被评定为咸安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020年疫情期间，我白天参加抗疫执勤，晚上回家伏案写诗，作品陆续发表在《桂乡诗联》《湖北诗词》等刊物上，也算在地方上留了一个名吧。
回顾这一生，我还是满足的。因为我生在了一个好时代，生活安稳，能够坐下来从从容容地写诗。都说文化润心，文化让我有一个好心态，让我的精神生活非常富足。写作于我，是乐趣，是寄托，更是责任，将地方文化宣传出去并获得认可，我感到无比开心。
现在，我正着手整理自己创作的书籍和手稿，准备捐赠给咸安区档案馆，让这些文化的印记得以永久保存，继续滋养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