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每一朵浪花都映照着时代的霞光。那些刻在皱纹里的故事,是个人生命的印记,更是大历史的鲜活注脚。 《岁月留声》栏目专收退休老友口述实录,以凡人微光折射大时代风采。欢迎提笔或开口,让我们把您的故事,写成直抵人心的岁月留声。
七年,近十万公里,五百块门匾。一个非职业摄影师,用一部《姓氏门匾文化》为鄂东南门匾立传。这本书收录鄂东南132个姓氏的代表性门匾题字,记录门匾的变迁与消逝,成为咸宁发展的见证。
“盲目的拆除,意味着文化的缺失和对历史的不尊重。我要为子孙后代留点什么。”明年3月即将退休的余英伟说。以下,是他的讲述。
一颗种子,等了二十年才发芽
我是咸宁电力部门的职工,常年在户外架线铺缆时,看到幕阜山脉北麓的通山县,门匾星星点点散落在公路两侧和村湾,就像一部写在墙上的家谱。
1994年,我在《咸宁日报》上读到介绍姓氏门匾的文章。那些四字题字我都认得,却不解其意——这些门匾内容或追姓氏之源,或记先祖之功,或传家训之德,古朴深奥得像一道道谜题,让我产生了一探究竟的兴趣。
1996年,同事玩摄影让我心痒,我也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海鸥相机。可工作太忙,光圈快门还没摸熟,相机就进了柜子。这一放,就是十六年。
2012年,女儿上大学了。我像突然卸下了千斤担子,想找点新寄托。起初我喜欢上了读史,读着读着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相似,渐渐索然。正无聊时,玩摄影的同事又拉我入伙。四十六岁那年,我买了第二台相机佳能5D2。
一开始,跟着大伙拍风光,技术见长,却总觉得不够——同样的景,换一天、换个人,轻易就被超越。2013年,我加入湖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杨发维主办的楚天精英摄影俱乐部。杨主席说:“摄影要坚持长期主义,按一个专题、一本专集、一个摄影展去做。”这句话像一颗钉子,钉进了我心里。
后来,我试过拍羊楼洞知青点、向阳湖宝塔等,都因史料太少、遗存不多而中断。
拍什么?什么值得用一生去拍?我反复问自己,却一直没有答案。
直到2016年9月,我见到了通山门匾研究的两位先行者——退休教师朱朝炬和黄沙铺镇基层公务员邱承良。两位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守着一方门匾。翻阅朱老师的《门楼溯源》和邱老师的《百家姓门楼典故》两本著作,我为这两位几十年坚守通山门匾文化的老师无比佩服。
朱老师把三十五卷门匾底片交到我手上,说:“你接着拍,接着研究。”那一刻,我觉得接过来的不只是底片,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
世界如同一个万花筒,可拍的东西不计其数。这次采访唤起了我埋在心底的记忆,思考之后,我决定用我的摄影爱好去承载另一种爱好,那就是门匾。
■七年,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
随后的日子里,邱老师和厦铺镇的夏发旺老师带着我,走遍黄沙镇、厦铺镇的角角落落,做田野调查。没有熟人的乡镇,我就抱着地图和地名志,挨村问、逐门拍。
我的门匾拍摄历经了“三轮”。
第一轮,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这一轮,我拍了三年,积累大量影像,但水平有限,门匾拍得东倒西歪。杨发维主席看了后,说了一句话:“你要读懂环境,选对角度,拍出门匾的精气神。”
第二轮,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我这次换了新相机,买了梯子,用广角镜头,确保视线与门匾同高,力求“横平竖直”。每个周六,妻子雷打不动地陪我开车下乡。门匾高了就爬梯子,拍摄晚了就住镇上小旅馆,有时干脆宿在农家。2023年3月,我和好友胡华去通山高湖拍仇姓门匾,雨后山路塌方,石头砸在车顶砰砰响。只得折返县城,补拍迁出山外的仇姓门匾。
拍摄过程辛苦,但心里暖。七十多岁的李昌炎老师,顶着酷暑陪我寻门匾。湄溪村的村民看我爬上爬下,虽然不懂我在做什么,却杀鸡招待我。张大乐、胡保国等朋友,节假日陪我走村串巷。单位里的摄影爱好者常与我交流,鼓励我坚持。
第三轮,解决“精不精”的问题。2020年,突发的疫情打断了我的拍摄计划。在不能外出拍摄的半年时间里,我网购了大量明清名人词典、二十四史、清史稿、县志、地方志等书籍,对拍摄的门匾背后的典故进行了释义解读。
2021年,我到宜昌拜访著名摄影师、策展人黎明老师,他看了我的门匾作品后,建议我按新地形学、类型学的方式,在拍摄时交代门匾周边的大环境,体现门匾岌岌可危的状态,于是,我又买了中画幅相机,扛起两米人字梯,重新出发。
正如黎明老师所说,城市化浪潮下,青壮年进城,村落空了。旧民居无人居住、无人修缮,残破倒塌。秋收后建房高峰,老屋成片拆除,门匾随之消失。苏姓“尚书世第”、魏姓“高平世第”、管姓“晋阳世第”、董姓“对策流光”、方姓“蛟峰徽远”、吕姓“渭水风清”……等我回访时,它们已经不在了。
我的镜头,成了它们最后的遗像。
■根在,希望就在
七年,我开车跑了鄂东南各县,共拍摄了五百多块门匾。每次出门开车少则三百公里,多则五百公里。
最让我心痛的,不是门匾倒了,而是门匾上的内容,因为传统文化教育出现断层,很少有人读得懂了。我曾问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方姓门匾“蛮荆来威”的来源,他给我讲了一通“张飞打岳飞”式的故事。我查资料才知道,典出《诗经·小雅·采芑》,讲的是周宣王时大夫姬方叔征伐荆蛮的功绩。
通山长夏畈夏氏祠堂“鼎徽永耀”,我拍了两三遍都不解其意,后来族中老人告诉我,那是大禹治水成功、铸造九鼎的典故,彰显家族渊源。
王英水库有殷姓人家,门楼字“三仁德馨”,无人能讲出其含意。我翻遍史籍,才知其出自《论语·微子》,是孔子称赞微子、箕子、比干三位殷商仁人。
还好,根没有断尽。如今农村盖了新房子,没有地方写门匾字,百姓就把题字写在祠堂、祖堂上,不忘自己从何而来。这样想来,我心里有些欣慰。
通过这些年的拍摄,我认识到:文化有起伏,但一脉相承。我们应当用开放的心态看待:对代表性门匾要修缮保护,不能让它只活在照片里;也要引导村民结合当地习俗,在新建筑中传承门匾文化,不能一味西化;政府还应拨付专项资金,支持门匾文化的研究与传播。
2023年7月,我把自己刚出版的《姓氏门匾文化》一书送到华中师范大学刘守华教授手中。他翻着书说:“你这不得了,是传家宝啊。”那一刻,我觉得我这件事做得值。
回想这七年的拍摄经历,我最深的认识是:人一辈子难得做一件被人记住的事。有的人忙忙碌碌,看似勤勉,实则体力忙碌、思想懒惰——东一下西一下,没有深度。人一生的精力有限,能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
我的路还长。退休以后,我会继续深挖门匾文化,把镜头扩大到全国,为更多即将消失的门匾,留下最后的尊严。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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