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味，是饱满的，清甜的，如同刚做好的豆腐，朴素厚实，绵软温润，能托住所有冬日的寒冷和人们对过年的期盼。
磨豆腐是腊月二十五的功课，是紧随“二十三打扬尘，二十四送灶神”后面的一环。少了这一环，年味就淡了许多。那时的日子简朴，新年的筵席上没有如今的山珍海味，那用自家黄豆，经石磨与柴火慢慢熬炼出来的豆腐，或是将豆腐在油锅里炸得金黄焦香的“油干”，就足以点缀新年的桌席，成为村人心里最具体的年节念想。
记忆中，到了腊月二十四的晚上，母亲便会拣出最圆润的黄豆，放在清水里泡着。二十五早上天不亮，母亲便起床清洗泡好的黄豆。我家没有石磨，得去村东的三叔公家借磨用。母亲洗好黄豆后，将我喊起床，她提着装黄豆的桶，我打着电筒跟在后面。村庄的土路冻得梆硬，呵出的气瞬间凝成白雾，我的脸和手虽冻得发木，却不觉得冷，因为心里像揣着一团火——一团被“过年”的喜庆烘得热腾腾的火。
推磨是个力气活。母亲双手握住油光发亮的磨柄，身体微微前倾，脚下一蹬，石磨便转动起来。我赶紧用小木勺，从木桶里舀起一勺带水的黄豆，看准磨眼，等石磨转过来的刹那，将豆子喂进磨眼。添豆对于儿时的我来说，开始并不轻松，不仅要配合母亲推磨的节奏，还要把握添进黄豆的量。如果添多了，磨齿间磨出的是粗粝的豆糊，不仅影响豆腐的口感，还会影响豆腐的产量；添少了，磨盘会发出干哑的摩擦声，还费功夫。我之所以愿意揉着惺忪的睡眼，从暖和的被窝里爬起来，配合母亲完成这份精细的工作，是因为每次完成这项劳作后，母亲会奖给我一元钱。一元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能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一百颗用花花绿绿的纸包着的水果糖，或是买三十多支能“咻”的一声蹿上天的冲天炮。
磨好的豆浆挑回后，母亲取出那块纱布做的“豆腐包”，将纱布的四角，小心地、紧紧地扎在早已备好的竹条制成的十字架末端。扎好纱布的十字架悬吊在灶台上方，下面正对着早已洗得干净锃亮的大铁锅。豆浆被一瓢瓢舀进悬在空中的纱布兜里。母亲伸出双手，一左一右，稳稳地握住十字架的两端，有节奏地摇动，乳白的浆液便如瀑布般滤下，注入锅中，而纱布兜里，最终只留下一团细腻的豆渣。豆渣弥漫出一股股清甜的豆香。
真正的蜕变，是进入关键的煮浆阶段。灶膛里火烧得极旺，锅中的平静被慢慢打破，浆面泛起一圈圈细密的泡沫，像春潮初涨。一股浓郁且醇厚的豆香强势袭来，溢出房间，久久飘拂在乡村上空。
相对于煮浆，点浆多了几分神秘感。煮好的豆浆被舀到一个大瓦缸里，母亲一手端着石膏水，沿着缸边缓缓淋下，一手拿着长勺轻轻搅动。这时的她，神情肃穆，仿佛在举行一个古老的仪式。豆浆在她的搅动下渐渐有了骨架，凝结成云朵般的豆腐脑，我们兄妹几个欢声一片。母亲脸上专注略带紧张的神情，化作了温柔的笑意。她给我们每人舀上一碗豆腐脑，又用指尖从那个装着白糖的玻璃缸里拈起一小撮白糖，在我们每个人的碗里撒上几粒。我们顾不得烫，端起碗就吸溜一口，滚烫的温度裹挟着豆脂纯粹的醇香，瞬间盈满口腔，而那一两粒未曾化掉的糖粒，被舌尖偶然触及，炸开星星点点的甘甜。这滚烫与甘甜交织的味道，是后来的任何珍馐，都无法相比的味觉记忆，是触手可及的童年年味。
豆腐脑舀进铺好纱布的豆腐盒里，包好，盖上木板，再在木板上压几大块青石块。几个小时后，揭开纱布，一整板白玉似的豆腐便制成了。一连多天直至正月半，我们家乃至全村，都浸在豆腐的香甜里。
如今，村人过年时依旧打豆腐、炸油干，但那石磨转动时产生的沉重吟哦，早已被电机轰鸣的便捷与轻省取代。
年，依旧在循环，只是那石磨上碾出的、带着体温的年味已渐行渐远，终究是封存在记忆深处，成为游子心中再也回不去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