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初中时，我曾偏科严重，成绩单像一幅割裂的画卷：一边是绚丽的繁花，一边是枯寂的荒野。
每当语文老师捧着我的作文本在讲台上朗诵，政治老师发下那满是红勾的试卷，我便仿佛置身在春光中，心里满是暖意和温柔。而数学物理课像是悬在头顶的阴云，就连在课程表上瞥见那几个字，我都感到喉咙发紧。
初二年级下学期，得知我们班的数学老师要换成学校里人称“冷面”的黄老师时，我的心一下子坠入冰窟。原本对数学课的畏惧，瞬间升级为一种实质性的恐慌。
“冷面”果然名不虚传。他在讲课时，声音平稳而清晰，像一把精准的刻度尺，没有任何多余的起伏。最让人胆寒的，是他那双眼睛。他从不专注于某一个学生，冷峻的目光像探照灯，缓慢而极具压迫感地扫过全场。以前上数学课时，我尚能低着头缩起身子，尽可能地藏匿自己。但在他的课堂上，我明明低着头，却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道视线扫过我的头顶，看穿我假装思考的伪装。
那天黄老师讲完例题后，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有同学马上举手，他却像没看见，而是点名让我上去做。我的大脑“嗡”的一声，心跳如擂鼓般剧烈。几乎是凭着本能拖着僵硬的腿走向讲台。站在黑板前，我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粉笔。
时间一秒秒流逝，空气在沉默中凝固了。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脚下能裂开一道缝，让我能逃开这令人难堪的地方。
“回座位吧。”黄老师的轻叹声如同一把火烤得我脸发烫。
不久后的数学单元测验，试卷发下来时，我的成绩意料之中的惨不忍睹。那天放学后，我故意磨蹭，看到黄老师的背影消失在转角处，同学们也陆续离开了教室，才准备回寝室。刚站起身，却骇然发现黄老师又折回来了。我胆战心惊地低着头，目光死死地盯着自己的鞋尖，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
黄老师坐到我旁边的座位上，示意我也坐下后拿过我课桌上的试卷，打开后低声说道：“一百分的试卷你考了47分……”他的语气里没有愤怒，却有一种更让我难受的东西——困惑、惋惜和一丝难以掩饰的挫败感。
“我看过你参加比赛的议论文。”他顿了顿又道，声音依旧平稳，却奇异地多了几分暖意，“论点清晰，论证层层递进，事例也极为妥帖，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功底都是极好的。”我听后迟疑地、几乎是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皮，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又马上移开了视线。
“你的问题不在于‘不能’，而在于‘不愿’。你从一开始就给自己贴上了‘学不好数学’的标签。因为不喜欢，所以不愿努力，成绩自然就上不去，而糟糕的成绩又反过来加深了你的恐惧和厌恶——这是个死循环。”黄老师的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细微的起伏。我的呼吸微微一滞，心里涌起一股被看透的心慌。
“但是”，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这死循环是可以打破的。其实学科之间的藩篱没有你想象中的不可逾越。数学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逻辑，解开它的第一步需要的不是天赋，而是容错的勇气——从最基本的公式定义开始，愿意算，愿意错，愿意再来。”我一直紧抿着的嘴唇微微松开，轻轻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新鲜的空气涌入肺腑。
黄老师发现了我的细微动作，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怕，慢慢来，我会让课代表帮助你的。当然，你也可以随时找我解惑。老师不是怪兽，以后别再看见我就躲。”我猛地抬头望向他，原来我那自以为隐蔽的，远远看见他就缩进楼梯拐角或假装系鞋带的小动作，他全都知道。
一种混合着羞愧和莫名暖意的情绪攫住了我。我张了张嘴，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最终，我只是缓缓地对他点了点头，目光第一次敢于在那张“冷面”上停留了片刻。
那次谈话之后，我试着重新认识那些让我发怵的符号。这个过程极其艰难，但每当我沮丧抓狂时，就想起那句“可以打破”。我咬着牙一遍遍重新算。在黄老师的安排下，课代表成了我的同桌。在她的帮助下，我终于慢慢走出了数学长期不及格的泥潭，就连物理成绩也在慢慢提升。
中考时，我的数学、物理分数和其他科目一起，共同托起了一个让人激动的总分，我被省城的一所中专学校录取。
三十五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倏忽而过。人世倥偬，多少往事都已漫漶不清，可黄老师那句“愿意算，愿意错，愿意再来”却清晰地刻在我生命的脉络里，伴随我走过几十年风雨，让我在遇到困境时有再来一次的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