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农历年末，父亲把六岁半的我从大姑家接到身边，和他一起过年。那是母亲离世后的第一个年，也是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一起过的第一个年。
那年的腊月，风像刀子一样，刮得脸生疼。长街两边的屋顶上，厚厚的白雪覆盖了它原本的青色。屋檐下倒挂着晶莹剔透的锥形冰棱，长短不一，粗细各异。
大年三十的早晨，父亲先从供销社隔壁的食品所买回两只猪蹄，又到街后河边的老乡家里买回一搪瓷缸黄豆。
在单位的厨房里，父亲把猪蹄洗干净、剁成段，装进铝鼓子。他用火钳从灶膛里夹出炭火，放进泥黄色的小炭炉，再把铝鼓子添满水，架在炭炉上。
父亲交给我的任务，是守着炭火，别让它熄灭。那天父亲的工作不像往常那样忙碌，他时不时过来，往炭炉里添几块麸炭。当铝鼓子里的汤汁第一次溢出来时，我学着父亲平时下面条时的样子，将鼓子盖错开搭在边沿，再跑去叫父亲加黄豆。
我穿着花绒袄，端坐在厨房门边的炭炉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炉里的火。那炭火烘着我皴裂的脸蛋痒痒的，脸颊也被烤得通红。进来做饭的炊事员何叔叔见我那副认真的模样，咧开嘴，冲我竖起大拇指说道：“真乖。”
天快黑的时候，街上渐渐热闹起来，厨房里也弥漫开肉香与豆香混合的诱人香味。有位叔叔还特意溜进厨房，掀开盖子看了看、闻了闻，浓白微黄的猪蹄炖黄豆散发出浓郁的鲜香。
趁同事们挂灯笼、贴对联的空隙，父亲到厨房把铝鼓子端回房间，放在垫了报纸的办公桌上，又把炭炉提进来，搁在桌边，将鼓子重新架到上面。院子里越来越热闹，父亲从厨房端回一碟香葱煎豆腐和两碗米饭，这些就是我们父子俩的年夜饭。时隔多年，那猪蹄的软糯、黄豆的清甜，依然流淌在我的唇齿间。
后来何叔叔告诉我，食堂本来还分了一份土豆烧肉，因为我的粮食关系没有衔接好，父亲主动把那份菜抵换了我吃的这碗米饭。
我记得，父亲和同事在营业室忙碌，我在院子里玩耍时，肚子突然一阵剧痛，紧接着上吐下泻。父亲一下慌了神，匆匆跟同事打了声招呼，背起我就往三里开外的区卫生院跑。刚出街道，寒风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往衣领里直灌。旷野披上了银装，白茫茫一片，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们父子俩，雪地里的“咯吱咯吱”声清脆而急促。
医生用冰凉的听筒、温度计为我检查后，说我是“喝风”了。穿白大褂的女护士先在我屁股上扎了一针，又轻声细语跟父亲叮嘱饮食和注意事项。
父亲背着我往回走时，放慢了脚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背上的我说：“新的一年了，一切都会好的。”回到屋里，我看见灯光下，父亲的额头和脸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汗珠。
记忆里，那段路好长好长，那个大年夜，我仿佛是在父亲的背上度过的。
作者：陈群红（56岁）
武昌区中南路街道莲溪寺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