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月6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与会代表参观广州永庆坊。 新华社发 |
 | 动车组列车在福建省厦门市境内行驶。 新华社发 |
老旧住房改造，不仅是关乎千万家庭的民生工程，更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必答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表述，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这一政策如何落地？各地已有的探索给出了哪些经验与启示？记者进行了采访分析。
有清晰界定
也有细节考量
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城镇既有房屋中建成年份超过30年的接近20%。这意味着这些房屋将进入设计使用年限的中后期，且比例还将不断增加，预计到2040年前后近80%的房屋将进入这个阶段。
与此同时，城市建设发展的逻辑正在深刻转变。随着城镇化进入稳定发展期，“大规模盖新房”的增量扩张时代渐成过去，“把老房子改好”的存量提质成为新重点。
“当前必须尽快探索新路径。”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聘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陈杰向记者表示，一方面给“动拆迁改善居住条件”不抱希望的城市老旧住房居民以信心，保障其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另一方面，此举能稳定居民对现有住房的预期，避免大面积抛售老旧住房加剧楼市压力，或大规模废弃老旧住房造成社会风险隐患。
何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解读表示，这一模式指的是，在政策扶持下，由业主作为实施主体，通过社区自治推动共同决策、自筹资金，公开引入开发建设单位，对原有老旧住房进行拆除，重新建设房屋，最终实现原业主回迁。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政策的提法是“老旧住房”而非“老旧小区”，这一表述被专家认为“颇具深意且科学”。
“对于独立或独栋的老旧住房，若业主有自主更新意愿，应予以鼓励。但对于老旧小区，是否要普遍鼓励自主更新，核心难题在于‘是否允许增容’：不增容，原住民缺乏更新动力，小区品质提升也有限；增容，则容易与片区规划管制冲突，引发周边小区抗议，也对楼市大盘不利，需更谨慎对待。”陈杰说。
有个案突破
也有经验借鉴
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具体如何推进？记者梳理发现，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已率先开展试点，其中浙江的探索尤为突出。
在浙江杭州，拱墅区朝晖街道的“浙工新村”改造极具代表性。这个位于拱墅区朝晖街道的小区，原有14幢建筑，其中4幢为C级危房，公共空间狭小、配套设施缺失，居民改造意愿强烈。
经过协商，最终548户居民自筹4.7亿元，平均每户出资近100万元（含22万元车位购买费用），占总投资5.3亿元的八成以上，剩余资金由政府老旧小区改造专项资金补足，将13幢危旧房改建为7幢11层小高层。
据了解，该小区新增建筑面积约98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从原有的约3.98万平方米增加至近5万平方米，楼间距增大，还新增了地下车库以及社区用房，极大地提升了小区居民的居住品质。
不过，专家也坦言，成功案例的落地绝非易事。“要让小区内数百甚至数千居民就‘四个自主’达成一致，且在漫长的更新周期中保持行动统一、不陷入集体行动困境，难度极大。一个成功案例的落地，不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还需要依赖优秀且无私奉献的社区能人，缺一不可。”陈杰说。
有现实挑战
更有民生期待
尽管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已展现出诸多优势，为城市更新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在未来的推进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记者采访了解到，意见统一难、资金筹措难、过渡安置难成为三大核心挑战。
“不同居民的诉求差异很大：年轻人想要更大户型，老年人关心电梯和无障碍设施，经济条件差的居民担心出资压力。”一位社区工作者向记者坦言，协调各方利益往往需要数十次协商。资金方面，除了居民自筹能力不均，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也有待提升——如何平衡收益与风险，确保资金规范使用，仍需制度设计。此外，房屋拆除重建期间，居民临时安置的租金、通勤成本等问题，也需提前规划。
针对老旧小区更新的核心难题，陈杰提出“完善退出机制”的建议。他表示，并非所有居民都愿意长期留在原小区，住房改善也绝非只有“原地更新”一条路，不应将“想走”与“不想走”的居民强行捆绑。应积极创造机会，尤其是退出机会，让想离开的居民顺利退出、想留下的居民安心留下。
陈杰还提出，可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引入市场化投资机构：针对以小户型为主的老旧小区，由投资机构以市场价从“想走”的业主手中收购房产；待持有足够份额后，与“想留”的业主达成协议——投资机构负责拆除重建，再以新房市场折扣价将所持面积卖给留下的业主。二是，结合房地产市场情况去库存：在政府支持下，投资机构先收购闲置新建商品房，再用这些房源与部分小区业主置换，将老旧小区住房改造与“去库存、稳市场”工作结合，实现库存消化与存量优化的有机统一。
据《中国城市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