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古镇，市民在百家姓石碑石刻上寻找自己的姓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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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人来说，姓氏是与生俱来的身份符号。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人人皆有的姓氏，曾经是一种极其珍稀的奢侈品。
那么，古代平民从什么时候开始普及姓氏的？他们如何认知自我以及他人的身份？
姓者，女之所生
要理解古代平民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姓氏，必须先知道姓最初到底是什么。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
一个“女”字旁，一个“生”字，清晰地表明，姓诞生于一个极其古老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是用来标记一个人由哪一女性始祖的血缘族群所生。因此，中国古老的姓，几乎无一例外带着一个女字旁。比如，舜帝的“姚”姓（一作“妫”姓）、大禹的“姒”姓、周朝王室的“姬”姓以及齐国姜子牙的“姜”姓。人们常说的“百姓”，在商周时期，其实是特指那些拥有“姓”的贵族群体。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些古老的姓，其功能在当时只有一个，那就是“别婚姻”。
上古贵族社会严格遵守“同姓不相婚”的原则。“姓”就像一个高精度的血缘警报器，唯一用途就是在贵族们联姻时响起，防止同一始祖母传下来的后代近亲通婚。
这立刻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一个姓所涵盖的范围实在太大了。周天子姓姬，他分封出去的诸侯国，如晋、鲁、卫、郑等国君也都姓姬。一个姬姓，就可能覆盖了当时贵族阶层的小半壁江山。因此，姓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无用”的。如果你在周代洛邑的城池中大喊一声“姬兄”，可能会赢得很高的“回头率”，令“姓”在日常身份识别上毫无价值。
对于庶民来说，他们不属于高高在上的贵族通婚圈，也就不需要“姓”这个工具。而贵族们自己却需要一个更精准的称呼，来划分彼此的地位、权力和财富。
于是，“氏”登场了。
氏者，贵之所出
氏的出现晚于姓，它是姓的分支，是父系社会的标志。当一个庞大的“姓”不断繁衍，其子孙被分封到各地开枝散叶，就需要一个新的符号来标记小家族的独特地位。
这个新符号，就是氏。
与姓来源于母系家族不同，氏的来源五花八门，但每一个都清晰地指向了权力、财富和地位。宋代学者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将氏的来源归纳为32类，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以国名为氏：你是诸侯，受封在齐国，你的家族就以“齐”为氏；受封在鲁国，就以“鲁”为氏。
以采邑（封地）名为氏：你是诸侯手下的大夫，被赏赐了一块叫“冯”的封地，你的家族就以“冯”为氏。
以官爵为氏：你的祖上世袭“司马”（掌管军事）之职，你的家族就以“司马”为氏；世袭“司空”（掌管工程）之职，就以“司空”为氏。
以技艺为氏：你的家族世代掌管王室的陶器制造，就以“陶”为氏；掌管祭祀用的屠宰，就以“屠”为氏。
看懂了吗？氏的核心功能，与姓的“别婚姻”不同，而是“别贵贱”。
《通志·氏族略》一针见血地指出：“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上古时代的底层平民没有姓氏了，因为在那个等级森严的世界里，平民的身份是卑贱的。
平民获姓的转折
平民有姓氏的转折点，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
这是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大动荡时期。旧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在列国无休止的兼并战争中土崩瓦解，那些曾高高在上的姓和氏，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从战国到秦汉的历程中，姓和氏开始混为一谈。它们原有的别婚姻和别贵贱的功能同时失效，最终姓氏合一，融合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由父系一脉相传的、单一的姓氏。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关口，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汉高祖刘邦。
按照先秦时代的规则，他是标准的“贱者”，一个有名无氏的平民。刘邦的太祖父以上各代先人的姓名都无从考稽，所以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应归于何姓。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三个字解决了这个难题：“姓刘氏”。
以氏为姓，遂为一代之制。一个平民的家族“刘”，从此就是这个王朝最尊贵的姓氏。刘邦的登基，宣告一个“人人皆可有姓氏”的时代到来。
人人皆有姓氏
战国和秦汉是战乱、迁徙与行役频发的时代。人们可能因为战乱而成为流民，可能被强制迁徙到新开发的疆域，更可能被征发为士兵或劳工。
正如楚法的逻辑所揭示的，离开故乡、脱离固有的血缘或地缘组织，是庶人普遍使用姓氏的主要原因。
当A村的“三儿”流向陌生人社会，他的乳名瞬间失效了。因为一个军营可能就有五个“三儿”、八个“石头”、十个“狗娃”。于是，三儿必须使用规范登记的身份“标签”：姓氏。
“你是哪个三儿？”
“张家的三儿！”
“张”这个姓氏，就变成了张三本人主动用于社会交往的身份名片。自己所属的家族，成了古人在大风浪中唯一能抓住的身份浮木。
正是这两股力量，自上而下的国家要求和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在秦汉时期交汇，最终推动了姓氏在中国底层平民中的全面普及。西汉时期的编户材料中，“姓氏+名”正式成为人名标准格式。一个“人人皆有姓氏”的中国社会，由此定型。
据《成都商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