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开国少将王政柱。 |
 | 王政柱少将之子王晋讲述父亲革命往事。 |
在湖北省档案馆花山新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湖北抗战档案文献展”上，一本泛黄的手写笔记本、一条从抗日战场缴获的日本军毯静静陈列。这两件展品来自湖北籍开国少将王政柱的遗物，无声诉说着他跨越烽火岁月的人生传奇。
这两件珍贵实物与背后的故事得以呈现，源于《档案里的湖北开国将军》主创团队近日赴北京的一次采访。团队对话了王政柱将军的次子王晋。王晋深情讲述了藏在岁月深处父亲的革命往事。
15岁加入红军
他成长为军中高参
王政柱1915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西张店村银树湾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秋，家乡爆发著名的黄麻起义，他深受教育，立志报国。1930年，15岁的王政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革命征程。
抗日战争时期，王政柱先后担任八路军总部司令部作战科参谋、科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处长、副局长等职。他协助彭德怀谋划指挥了百团大战、武乡关家垴战斗、南艾堡反“扫荡”等战斗。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在华北发起了对日军的大规模攻势。战役打响的第三天傍晚，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前方总部作战室，作战科科长王政柱汇报：“正太线等地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彭德怀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这便是百团大战命名的由来。
王晋介绍，在百团大战期间，王政柱充分发挥了两个特长：一是超强的记忆力，能“过目不忘”；二是过硬的绘图功底，侦察完地形就能画出地图，让首长一目了然。他对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情况了如指掌，随问随答，被彭德怀赞誉为“活字典”“活地图”“活档案”。
1945年8月，由于战局迅速变化，毛主席要求中央军委每天向他和书记处报告军情战况，朱德和彭德怀两位首长把汇报的任务交给了王政柱。“父亲多次和我们提起，那时他白天在王家坪协助首长处理军务，晚饭后赶到枣园向书记处汇报。毛主席听完汇报还会把父亲叫到他的窑洞里再单独询问情况，父亲常常在毛主席的窑洞里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王晋介绍，1945年11月初，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正式成立，由王政柱兼任主任。“组织上特意安排父母住在和毛泽东所住窑洞间隔一间的窑洞中，以便毛主席随时需要了解情况时，父亲能够马上到位。”
5年师生情谊
他带着左权配枪继续战斗
在革命的烽火岁月中，王政柱与左权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王晋透露，从1937年八路军总部成立到左权牺牲的5年间。太行山上，左权既是王政柱的直接领导，更是他人生路上的引路人。
王晋告诉记者，在八路军总部，父亲因年轻好学、肯动脑筋，很快得到左权的关注。左权先是让父亲跟随记录口述报文，后又放手让他编写工作报文、撰写战斗总结……每一篇文稿，左权都会像老师批改作业般细致审阅。1941年1月，在左权的帮助审阅修改下，王政柱写出了第一篇总结性文章《百团大战中交通战之胜利》，并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后来，王政柱还琢磨出参谋人员必须具备的准则：“会听、会记、会写、会说、会画”，编写了参谋工作手册，成为彭德怀与左权指挥作战的得力助手。
1942年5月25日，日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山区合围，进行大“扫荡”，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在掩护总部机关突围安全转移时，日军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生命的最后时刻，左权手中还紧握着一把手枪。
左权是抗战时期阵亡的八路军最高将领。王晋透露，母亲曾亲眼看见左权英勇就义的一幕。“当时山上的人大部分都是总部机关的非战斗人员，母亲罗健所在的机要队也在其中，在机枪、炮火中艰难行动。左权挥舞着胳膊大喊‘卧倒！注意保护自己！’却不幸被弹片击中，壮烈牺牲。”母亲离左权25米左右，这一场景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
噩耗传来，彭德怀悲痛欲绝，怎么都不能相信，直到左权的卫兵将左权的配枪和随身的公文包等遗物交到他手中。随后，彭德怀将手枪赠予时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的王政柱。
这份师生情，王政柱始终珍藏。王晋在讲述中数度哽咽：“左参谋长的那把手枪，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每个月要擦一次，我就在他旁边打下手。手枪的手柄有一面像砂纸一样糙。我问父亲这里为什么不擦。他说这里不能擦，这是左参谋长的血流在上面，要留着。”1959年，王政柱将这支历经战火与岁月洗礼的手枪，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72天2130里路
他身藏黄金抵达延安
弹雨硝烟中，忠诚是最耀眼的光芒。
1943年3月7日，太行山区草芽初绽。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将时任作战科科长的王政柱叫到跟前，通知他去延安学习，同时命令他把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积攒起来的190两（旧制16两为1斤，折合约12斤，即6公斤）黄金和部分金银首饰带到延安，交给党中央。
这些贵重物品被装进当时战士身上斜挎的一个普通细长米袋子中。28岁的王政柱和机要科译电员罗健、饲养员汪秀田一行三人，当天便踏上征程。
王政柱在回忆录《烽火关山——战争年代记事》中对这一段经历进行了记载：“3月9日：3月的太行，早晚很凉，为了不暴露，袋子只好放在衣服里面，隔一层贴身的衬衣，刚出发背上它就像背着冰块一样冰凉。”“4月24日：晚上从胡堡（方山城南）以南通过敌人封锁线进到临县以东的枣林，这是一路上行程最远的一天（100里即50公里），而且在封锁线两侧各翻越一座山。”
他们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经晋西北跨越黄河，进入陕北高原，再向延安前进。经过长途跋涉，通过三条封锁线，身负重任的王政柱三人终于在5月17日到达延安。次日，中央军委办公厅负责人接走物资，王政柱悬着的心才落地。72天、2130里（1065公里）路，王政柱始终金不离身，谨慎守护，同行的另两个人都不知道他身上背着黄金。
这段生死与共的旅程让王政柱与罗健结下革命情谊。罗健认为：“能扛住黄金考验的人，值得托付终身。”半个月后，两人结为夫妻。在王晋的记忆中，父母多次说过这段故事。“当时化装和昼伏夜出，躲避敌人，完成任务很不容易。到了延安交出黄金时，母亲大为吃惊，每次提及此事，母亲都用透着幸福和略微埋怨的眼神说：‘几十天里，我们天天在一起。我身体不好，老王一路照顾我。可老王一直瞒着我，我都不知道他身上带着这么多黄金，他对我都没有说一声。’”这段传奇经历，后来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央视摄制成电影《金身将军王政柱》。
新中国成立后，王政柱历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后任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等，为保卫我国领海作出了突出贡献。
（汤华明 叶飞艳 汤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