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3日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皮埃尔·阿戈斯蒂尼、费伦茨·克劳斯和安妮·吕利耶，以表彰他们将产生阿秒光脉冲的实验方法用于研究物质的电子动力学。安妮·呂利耶成为第5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2023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由去年的1000万瑞典克朗，增加到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720万元，上述三人将平分奖金。
自10月2日起，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开奖周”正式拉开帷幕，六大奖项将逐次揭晓。这也意味着，这几天，会有一些幸运儿接到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他们往日平静的生活。
那一刻，他们在做什么呢？感谢记录者，我们得以了解载入史册的科学家的生活一面。一起来看这几位著名物理学家的诺奖时刻吧！
图为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从左至右分别是皮埃尔·阿戈斯蒂尼、费伦茨·克劳斯和安妮·吕利耶。
要不，拒了吧？
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朝永振一郎（1906—1979）、施温格（1918—1994）和费曼（1918—1988），表彰“他们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基础工作，对基本粒子的物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随着各项粒子实验的进展，验证了量子电动力学（QED）的预测。
作为科学顽童，人们当然想知道费曼那天在做什么，他自己也清晰地记录在不承认是自传的那书里。
1965年10月21日的凌晨4点（或许3点半），费曼被电话吵醒，他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候，直接怼了电话那边的人：“为啥一大早就来烦我？”当得知自己获得诺奖后，费曼回道：“可是我在睡觉！上午再打来就好了。”费曼的妻子格温妮丝也醒来问他怎么回事，费曼告诉她自己得了诺奖。格温妮丝并没反应过来，因为费曼常跟妻子开玩笑，这回是真的了！
随后，与如今获奖者遭遇的情况一样，电话被打爆了，费曼想睡个回笼觉是不可能了。不堪其扰的他干脆把话筒放在一边，想着如何让这一切停下来，“或许我可以拒绝接受”。但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好像不行，又挂好电话，随即铃声响起——来自《时代》周刊的记者。费曼问他有没有办法不接受这个奖？记者告诉费曼如果不领奖恐怕会引起更大的轰动。或许是这位记者的坦诚，让他们聊了20分钟，这段让费曼觉得精彩的对话也并未公开。
记者的问题总是相似的，他们要有史以来第一次给公众介绍什么是量子电动力学、它有什么用、跟计算机有什么关系，等等。即便是费曼也招架不来，最后听从了一个记者的私下建议：“如果我能在一分钟里讲清楚我的工作，那就不值这个奖了。”那天他还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了朝永振一郎，两人通话中互相道贺，费曼问：“你能不能用通俗的字眼告诉我你到底做了什么赢得这个奖？”朝永振一郎：“我很困。”
虽然有过这么一瞬拒绝的想法，但真正受邀去斯德哥尔摩领奖，费曼玩得可开心了。他最喜欢的是当地学生组织的一个聚会，给每个诺奖得主一枚“蛙式勋章”，要求获奖者模仿蛙叫。因为费曼小时候看过父亲的书《蛙》——练过！跟我一起学蛙叫，“brek，kek，kek”——他成为在场最会蛙叫的人。
以费曼的性格，可以想象他拒绝诺奖的理由不过是怕一时麻烦，以他出众的“演技”，不会错过那些欢乐时刻。但有一个人，因为担心被媒体过度关注，认真考虑拒绝这一大奖，他正是费曼的偶像狄拉克（1902—1984），1933年“因发现原子理论很有用的新形式”与薛定谔（1887—1961）一起获奖。
狄拉克没有拒绝成功，给他否定意见的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卢瑟福（1871—1937），“拒绝的话，会有更多公众关注你”。而不善言谈的狄拉克也并未透露出什么有趣内容。第二天英国各大报纸在时政新闻中挤出了一小块地方：“他只有31岁，有史以来获得物理学奖最年轻的理论家。”在斯德哥尔摩接受采访时，狄拉克却一反常态地乐于回答问题，被问到量子力学对现实生活的意义。
“我的工作目前没有实际意义。”
“但可能会有吗？”
“那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不会。无论如何，我已经研究这个理论8年了，现在我开始发展一个关于正电子的理论。我对文学不感兴趣，我不去剧院，也不听音乐。我只专注于原子理论。”
显然，狄拉克接受了许多采访，并且他在愿意说话时会说很多。
两次获得诺奖什么感觉？
约翰·巴丁（1908—1991）：谢邀，比一杆进洞略好。
巴丁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1956年巴丁与威廉·肖克利（1910—1989）、沃尔特·布拉顿（1902—1987）一同因“对半导体的研究和晶体管效应的发现”获奖。1972年，他与两位学生利昂·库珀（1930—）和约翰·施里弗（1931—2019）因“共同发展超导理论，即通常所说的BCS理论”再次获奖。
第一个奖项来得有些突然。1956年11月1日早晨，巴丁从儿女的欢呼声中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此时正在给家人煎鸡蛋，兴奋地把平底锅摔到了地上。等他回过神来，对全家说：“我想我最好刮一下胡子。”
一个有趣的报道来自巴丁妻子的家乡华盛顿的报纸《华盛顿观察》：“本地一女子的丈夫获得诺贝尔奖。”
尽管沉浸在欢乐的庆祝活动中，巴丁内心深处却对获奖感到怀疑，他认为诺奖委员会的很多人都不确定这项技术是否值得得奖，甚至自己不应该因晶体管而获奖。但这次，诺奖没犯错误，晶体管的重要意义在今天无需多言。
另一方面，巴丁的荣誉更多来自于他在理论方面的探索，他与布拉顿的精诚合作最终促成了点接触晶体管的诞生。而他们的组长肖克利在了解巴丁提出的表面理论以及布拉顿偶然发现的电解液的作用时，继续研究硅半导体，最终独立发明了结型晶体管，而这也是如今真正实用晶体管的开端。
巴丁热衷于高尔夫，在获得诺奖后不久，他实现了一杆进洞的梦想。那次恰好是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大学高尔夫球场完成的。后来巴丁被问及诺贝尔奖和一杆进洞哪个成就更大时，他回答说：“或许两个诺贝尔奖的价值大于一杆进洞。”
至于高尔夫球和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很可能是因为过程中偶尔会有惊喜，但常常失败（数杆不进），这样长此以往的锻炼，能让选手保持乐观的情绪和信心以应对更高难度的挑战。
第二次获奖的工作正是今天热门。上世纪40—50年代，超导研究的理论探索实现突破，前文提到的费曼和朗道也各有贡献。巴丁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低温超导理论，可以完美解释1911年昂内斯（1853—1926）发现的超导现象。在BCS理论基础上，物理学家发现了超导隧穿现象以及约瑟夫森效应，因此巴丁第二次获奖的呼声高了起来。而为了能让自己的两位学生获奖，巴丁在1967年给诺奖委员会写信，把延续BCS理论的人——江崎玲于奈（1925—）、伊瓦尔·贾埃弗（1929—）以及约瑟夫森（1940—）推荐了上去。这三人也在1973年获奖。
1972年10月19日，巴丁从一个瑞典记者口中得知自己再次获奖，但他并不相信，因为总有流言。可是第二天，他被诺奖官方电话吵醒，宁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巴丁离开家时，车库的电动门突然发生故障，兴奋的记者们记下了晶体管发明者因为晶体管的失灵而被困住，他急忙解释：“出问题的不是晶体管，而是门外的开关。”
有传言说本来那天他也要讲授超导相关的内容，一个记者跟他进了教室，听到巴丁说：“我想现在讨论超导问题是合适的。”
截至目前为止，巴丁是唯一一个两获物理学奖的科学家，可他并没有像费曼、朗道那样传奇的轶事，也不善言辞。但他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没有那么戏剧性，是一位真实的天才。
要提前做准备吗？
由于诺奖很多时候会授予经历长时间检验的工作，也有获奖者“遗忘”自己工作的情况。2016年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特利茨（1943—）就是一位。他与戴维·索利斯（1934—2019）和邓肯·霍尔丹（1951—），“因在物质拓扑相变和拓扑相领域的理论性发现”而获奖。
科斯特利茨的获奖工作是二维超流体的相变，是拓扑缺陷导致量子相变的典型例子。正如诺奖官方所言，他们打开了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推开门的时间在上世纪70年代，索利斯在当时就知道他们的工作值得一个诺奖，而到他们最终获奖过去了40年。
他在访谈中回忆道：“但直到我在芬兰休年假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到那时，我已经完全放弃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想法。”
电话总是那么突如其来，科斯特利茨正在一个购物中心的地下停车场，正要去吃啤酒寿司。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听到了瑞典口音的恭喜获奖。但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甚至想努力说些什么都没有说出来，30秒的沉默后，“最后我能想到的唯一一句话就是，‘Jesus’（天哪）”。
有这样准备不足的，也有准备充裕的。维尔切克（1951—）知道自己会获得诺奖——在理解夸克方面他的理论得到了实验证实，并且他认为会和特·胡夫特的得奖时间相似。有几年，他甚至在诺奖颁奖前都睡不着。最终，2004年惊喜降临，他与大卫·格罗斯（1941—）、波利策（1949—）“因发现强相互作用理论中的渐近自由”获奖。
2004年10月5日，美国时间早晨5点（6点公布结果），他觉得反正也睡不着了，就洗个澡吧，做好准备，万一真得奖了呢？还没走出浴室，维尔切克的妻子拿着电话来找他了——是的，他是全身湿着接听电话，而且与瑞典的同事聊了20分钟。“我的妻子试图把我擦干。所以这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随后，他给自己的父母打了电话，他父亲误以为是骚扰电话直接狂暴：“你知道现在几点吗！你要干什么？你要卖什么？不管什么，我都不要！”诚然，诺奖通知时间对美国人不太友好。
对于获奖者来说，无论他那一天那一刻在做什么，都会留下一段记忆。这个记忆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只是八卦段子，但也可能是拉近与科学家距离的机会，毕竟如今科学难以理解的程度就是诺奖与普通人的距离——很可能这就是接下来新闻稿中公众唯一能看懂的部分了。
对于有潜力的科学家，你们可以多多少少做点准备，否则上面那句话就成真了。
综合科普中国、中新社、《中国日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