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俩出租6个空房间 每间房每月1500元 有山有水还帮做饭

200万元造别墅找陌生人抱团养老

汤大姐和丈夫盖的别墅。

53岁的汤大姐很诚恳。

汤大姐特别爱做菜也很会做菜。

    “我在余杭建了一座别墅花了200万，除去自己的房间，别墅里还有10个空房间，就我和丈夫两个人在大别墅里很孤单，我想找一些老伙伴一起抱团养老人多热闹。”记者前几天接到来自余杭的汤大姐求助，汤大姐今年53岁，她想招募抱团养老的伙伴。

    汤大姐说得很诚恳，发出这个招募或者寻找之前，她也看到关于抱团养老的报道。“我也知道首个抱团养老实验暂停的消息，但我一直觉得抱团养老切中当下不少老年人养老的心理需求，是值得探索的方式，我还是想试试，老年人该有自己的生活，也应该有自己选择怎么养老的权利。”

    还是想试一试抱团养老

    不能因为有人失败了就没人再尝试了

    汤大姐是退休后，才操心起自己和老伴的养老问题的。

    每个月的养老保险，加上商业大病险等，汤大姐说自己在养老的经济方面不成问题，她更加关注如何实现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

    年轻时在外打拼的汤大姐退休后回到了老家余杭百丈，还盖起了一栋别墅。

    “盖了四层，房间又多，看起来像个小酒店一样。”大姐对这个房子是满意的，花了200多万，旁边有竹海，有小溪流水，环境很是不错。

    汤大姐和老伴打算余生在别墅里养老。这是汤大姐一开始就和女儿商量好的。

    “我女儿在萧山机场工作，我们并不想住在女儿家旁边，给他们带孩子，这样的生活我不喜欢。辛苦了大半辈子，人老有也该有自己的生活，孩子有孩子的生活。”汤大姐告诉记者，他们在经济方面不需要女儿特别操心，女儿也支持抱团养老的想法，“我想让自己住得舒服，按照自己的心意过老年。我这边的别墅，附近医院也不远，开车半个小时就能到。”

    汤大姐说，别墅所在的环境、就医需求她都考虑到了，她觉得抱团养老的基本门槛已经达到了。

    “我挺认可和看好抱团养老的，我想试一试，先出租6个房间，每个房间每月1500元，水电费均摊。”

    关于吃饭问题，汤大姐说自己还年轻，特别爱做菜也很会做菜，“我能给大家做的，按照每餐的价格付费，不用其他伙伴操心”。

    汤大姐希望和她一起抱团养老的伙伴年龄在60~75岁之间，身体健康，性格随和，“琐事不过于较真就好”。

    虽然有这样的构想，汤大姐也明白真正实施起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但不能因为有可能出现的这些问题，就不去做这件事，我很喜欢交朋友的，不喜欢孤单，所以我特别想试试”。

    首个抱团养老团打算重启

    总是不自觉地回忆抱团养老的故事

    全国首个抱团养老实验近况怎么样？

    3月7日晚，记者联系上了对方。“之前因为疫情暂停，最近打算重启了。”

    2017年5月份，退休老师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芬登报，招募几对60岁到70岁的老夫妻到自己家的农家小别墅里抱团养老。2020年初，疫情让这个团体被迫解散。如今朱荣林年岁已大，同为第一批参与者的蒋一纯接过了接力棒。“已经打算重启了。”蒋一纯告诉记者。

    70岁的蒋一纯曾是这场实验里的核心成员。2020年初，蒋一纯因身体原因搬离别墅，但仍留下了一部分行李，为的是以后再回来。没想到，2020年新冠疫情来势汹汹，抱团养老也按下暂停键。

    2020年5月，抱团养老曾短暂重启，但很快，随着老人们的相继离开，再度停摆。两年多过去，没有新的老人来，团组不起来了。当时，就连一向乐观的蒋一纯也觉得：“想要再次重启，确实很难了。”

    但“放不下”是难免的。

    比如，王桂芬对最初抱团养老的经过记得清楚真切：“一开始连我们共5对夫妻，后来再加入荷花、向阳花、老蒋他们一对……原先一起抱团养老过的，前后总共加起来近30个人。巅峰时期，是13个人一起住。”

    蒋一纯有个“宝贝”文件夹，里面整齐细致地收集了媒体报道、照片，以及老人们签的协议和每月的账单等资料。和记者聊天时，他们的话头总是不自觉地转向回忆之前抱团养老的故事。

    有快乐也有不可避免的摩擦

    一人生病大家都来关心的温暖很珍贵

    抱团养老的日子，有快乐，也有不可避免的摩擦。

    “主要集中在吃饭问题上，有的人爱吃甜，有的人爱吃咸，比如一位来自西安的抱团养老成员，行李中全是辣酱，说是怕来这里养老吃不到辣酱，就可以看出口味对老人的重要性了。”蒋一纯表示。

    这些口味上的不同，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会显现出来。这些摩擦，不会引起本质上的不愉快，在蒋一纯看起来是个小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抱团养老方面的经济账。

    “我们是这样操作的，租金交过来，用来请厨师、园丁、清洁工，剩下部分就按照一餐多少钱的标准按规定扣除，水电费均摊。”蒋一纯说，经济账管好，剩下的基本上是小摩擦，“只要彼此之间相互大度点、包容点，不会引起吵架等不愉快”。

    比起多人抱团养老的小摩擦，蒋一纯更看重的是抱团养老给予的那份温暖。

    虽然入住前很多人不认识，彼此之间保持一种“又是房客、又是朋友的微妙的不远不近的关系”，但住在一起的熟悉感，还是在关键时刻显露，比如当其中一人生病了，其他所有人都来关心的那种感觉，蒋一纯就体验过。

    正是这种温暖，让蒋一纯觉得抱团养老很值得。蒋一纯说，重启首先是要找回之前的成员们。

    “我们人到老年了，很多东西都看开了，但是这种温暖、这种热闹是我们选择抱团养老的初衷。”也就是从这一点出发，蒋一纯依然觉得抱团养老这种模式可以复制且值得推广。

    蒋一纯坚持认为，从杭州的实践来看，抱团养老模式是可行的，但在细节上还需要优化。“比如，像同事朋友这种熟人间的抱团养老是最理想的模式。如果是陌生人抱团，最好也提前互相有一些基础的了解。这样可以减少矛盾，有助于比较长久维持。”蒋一纯认为，抱团的形式应该更灵活，不必局限在一个房子里，可能有一些“临时成团”的出游等活动。

    要想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仍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已超2.8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9.8%。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老龄群体，如何优雅而有尊严地老去，是当下绕不开的话题。

    随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推进，我国养老产业逐步发展，一些新型养老模式进入公众视野。

    所谓“抱团养老”，是指一群老年人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互相照顾、彼此慰藉、共享资源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其实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丹麦，一群志同道合的老人，搬到同一个地方结伴居住。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以此模式的养老实践。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学者殷骏指出，目前抱团养老的症结可能在于缺乏约束，高兴就在一起过，不高兴就散伙，随意性很大。“抱团养老的前提是一起生活，但天天住在一起，任何生活细节都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从而导致散伙。抱团养老不是联谊活动，不能仅靠旧情维系，而是需要明确的契约，来厘清界限、分清职责。”殷骏说。

    从长远看，抱团养老要想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需要多方共同的努力。比如，在相关养老模式较为成熟的瑞典等国家，一群人想要抱团养老需要经过一套完整的流程规则，房子的注册、选址、物业、建设都必须在政府监管下完成，还要有专门的机构对入住的人进行评估。此外，抱团养老也可以和社区服务相结合。殷骏表示，地方有关部门、社区对抱团养老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予以支持、提供服务；社区工作者应尝试概括、总结出一套可行的规范、协议模式，供老人们参考使用。

    综合《钱江晚报》《浙江日报》《北京青年报》《大众日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