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刊发《苦笑》。
《小说月报》刊发《热的冬》。
《苦笑》《热的冬》都被影视导演选中，对方欲要购买改编权，拍摄成电视剧、电影。但因为种种原因未果。不久芳洲发现自己的作品被侵权，他通过中国作协权益保障委员会维权。《十月》《小说月报》《作家报》三家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芳洲作品讨论会”，多家媒体进行报道，称其为实力派作家。
北京导演来信
欲谈改编事宜
发表在《当代作家》双月刊1994年第五期的中篇小说《苦笑》，分别被《中篇小说选刊》1995年第一期和《小说月报》1995年第三期选载。
不久，我收到了北京电视台一位导演的来信，要求购买《苦笑》的改编权。信中说他很喜欢这部中篇，想改编拍成电视剧。他是个人购买改编权，不代表北京电视台。他说自己不到30岁，所以没有什么经济实力。请求我在费用方面给予照顾，算是扶持一下他。信的口气非常诚恳。改编拍成电视剧必然会扩大作品和作者的影响，对我而言是件好事。经过协商，最终达成协议。约我去北京电视台签订协议时，小伙子还请了律师，按正规程序办理。后来可能电视剧没有拍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也没有再联系我。
同一个时期，电视剧《费家有女》的导演给我来信，要求购买《热的冬》的改编权。他自称原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后来独立创业，在北京工人文化宫有办公室。他说他很喜欢《热的冬》，想改编成电影，去争取电影奖项的那种文艺片。并表示因为他与我年龄相仿，他理解原著会很到位，一定能把电影拍好，让我出授权报价。收到信后，我找了几个朋友和同学商量，他们说苏童的《红粉》改编权卖了几十万元，因此都建议我往高了要价，最低十万元。我于是按此回了信。很快便收到那位导演回信，信中没有直接拒绝我提的价格，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说购买《秋菊打官司》的改编权费用是三万元，还列举了几部小说改编权的购买价格，都在二至三万元，让我参考一下再提个价格。受朋友的意见影响，我回信坚持原先提出的价格。隔了一段时间，那位导演才回信，信中说，他正忙于电视剧《费家有女》最后的剪辑工作，并说他确实很喜欢《热的冬》，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个价格他可以接受，只是目前经济实力有限，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等具备条件时再合作。此后我和他便没有再联系。事过境迁，我才感到后悔。在朋友的怂恿下，我有点忘乎所以，就算把改编权白送给对方，能拍成电影，对我来说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后来有个熟人告诉我，说他从电视上看过一部电影的简要介绍，是从简介的中间开始看的，没看到前面，所以不知道电影是什么名字，感觉里面的人物和情节与《热的冬》有相似之处。相似处于模糊地带，算不上抄袭，也没办法维权。
作品被收录进陌生小说集 几番联络成功维权
2019年前后，我偶尔进入天涯论坛，看到一篇名为《暖冬》的帖子，打开一看，内容是我的中篇小说《热的冬》，但是，不仅题目改了，下面的署名也不是“原著作者芳洲”，而是“发帖人berkeley123”。小说结尾处标注：“来自1993年10月166期《小说月刊》。”此标注有误，应为《小说月报》。发帖人是在2006年1月将小说发到天涯论坛上的，到我发现时，小说已经在天涯论坛上挂了十多年。这是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我咨询了一下，网络维权很难，只能由他去了。
不过，我也经历过一次成功的维权。那是1995年末的一天，我去潍坊火车站准备回一趟胶州。买到票后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当我溜达到附近一个书摊时，一眼看到了一本名为《冬逝》的小说集，我就感觉到里面肯定选了《热的冬》。翻开一看，果然有，其中还选了我在作家研究生班同学路远的《神汉》、刘毅然的《摇滚青年》。《冬逝》是延边人民出版社9月出版的“四季情爱小说精选”中的一辑。这表明《热的冬》的热度仍在持续，我自然很高兴，随即买了一本。高兴之余，我意识到出版社侵权了。
过了两天，我打通了延边人民出版社的电话，询问为什么《冬逝》选了我的作品事先没经过我许可，而且拖了这么长时间不寄样书和稿费。那位编辑回答说不知道我的联系方式，所以事先事后都没法联系。这明显是搪塞。《小说月报》当初选载《热的冬》时事先通过电报告知我，并让我寄作者简介。小说结尾处附有我的简介，其中清楚地写着：“现为潍坊市文联专业作家。”即使他们打电话询问《十月》编辑部，也会得知我的联系地址。我驳斥了对方的说法后，对方无话可说，只表示会尽快给我寄样书和稿费。稿费是千字25元，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了。
又过了几天，我辗转打听到北京的同学刘毅然的联系电话，问他有没有被延边人民出版社侵权。他说他们几个早已通过中国作协权益保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作协权保会）维权，出版社被处罚，每千字稿费120元（当时正常稿费在千字15元到20元之间）。我说了我的情况，刘毅然让我赶紧去北京找中国作协权保会。我随后去中国作协报送证据。由中国作协权保会出面，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
三家文学报刊联合 召开讨论会扩大影响
1994年5月，山东省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时任省作协主办的《作家报》总编辑魏绪玉先生专门到我下榻的房间，对我的创作成果予以肯定，说我自从进入作家研究生班后，文学素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创作上了一个新台阶，作品水平达到了新高度。他表示《作家报》打算联合几家文学杂志社为我在北京召开一次作品讨论会，重点宣传推介。如果我同意的话，由他出面与有关文学杂志社商讨。这又是意外之喜。每个作家都希望通过作品讨论会扩大影响，我也不例外。
因为讨论会的规模较大，牵扯到多个方面，筹备了近两年。这期间，既要与几家文学杂志社协商，又要联系邀请出席讨论会的专家学者，还要与首都各大报社联系，这些工作都是由魏绪玉先生和《作家报》负责的。而那之前，我与魏绪玉先生只是在省作协有关会议上有过一面之缘，平时没有什么交集。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一位青年作家的关爱。
1996年4月，《十月》《小说月报》《作家报》三家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芳洲作品讨论会”，三家报刊的负责人和雷达、白烨、崔道怡等三十多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学者出席了讨论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等6家主流报刊及山东电视台参加了讨论会，并分别予以报道，业界媒体将我定义为实力派作家。《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把我称为“新写实小说中杀出的一匹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