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淑红
潍坊本土作家张劲松的中篇小说《王思学人生简史》发表于2026年第四期《香港文艺》“名家在前”头题。小说以“我”——一位作家邻居的视角，讲述了王思学从16岁误爬国民党军车、被动参加淮海战役，到成为精神科医生，历经数十年时代变迁直至生命终点的漫长一生。小说最动人的力量，不在于它讲述了多么惊心动魄的故事，而在于它以近乎考古学的耐心，在历史话语的缝隙里，打捞出被时代反复涂抹却始终不肯彻底消逝的灵魂。
小说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个人如何在被历史反复改写的人生里，保持对“活着”本身的执念。
王思学经历的苦难几乎覆盖了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动荡岁月。但张劲松没有把这些苦难处理成控诉或悲情，而是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冷静笔调，让苦难自己说话。赵疯子绝食而死的段落令人心碎——“两个人的担架像是只是抬着一床被单，雪白的床单几乎看不到起伏”；那个在饥荒中省下粮食给儿子娶媳妇的母亲；那个在动荡年月被活活摔死的李福财……这些细节里有一种超越政治评判的悲悯。
小说的叙事结构极为精巧：外层是“我”的叙述视角，中间是王思学的手稿《人生简史》，内核是王思学真实经历的人生。三重叙述叠加，形成了类似考古发掘的层次感。“我”的在场——一个从小生长在同一个家属院的邻居，既提供了近距离的观察，又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这种“半知情者”的视角，让叙事既有代入感又有反思空间。
手稿本身也是一种精妙的叙事装置。王思学整理院史时“顺手整理了自己的斑驳人生”，这个细节暗示了个人史与正史之间的微妙关系：院史是官方认可的、被整理过的记忆，而个人史是那些被遗漏的、被压抑的、却更真实的东西。
语言风格上，张劲松保持了一种难得的克制。写战争场面不渲染血腥，写苦难不煽情，写爱情不甜腻。“他像在水里扎一个猛子一样，一下子翻越了高高的挡板”——这种朴素的比喻贯穿全文。最动人的往往是那些不经意的句子：“王思学背过身去，泪如雨下。”这11个字克制到了极点，却比任何铺陈都更有力量。
这无疑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它的亮点在于以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为线索，串联起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史；人物塑造避免了脸谱化，王思学身上的矛盾性让他真实可信；叙事结构精妙，三重叙述视角赋予了文本丰富的层次感；语言克制而富有张力，在平静的叙述下暗藏汹涌。
若说遗憾，小说后半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叙述明显比前半部分粗疏。王思学晚年的生活细节、儿女的命运走向，都写得较为简略，与前几章那种密实的、充满质感的历史书写形成落差。这或许如“我”在文中所猜测的——“以前的事忘不了，眼前的事记不住”，但从叙事效果来看，后半部分的松动削弱了整体的厚重感。
《王思学人生简史》的结尾令人唏嘘：王思学穿着寿衣，安详地躺在床上，“看到儿孙们踏进家门，眼睛就闭上了”。他终于在生命的终点回到了毛胡同村，回到了那个16岁离开的地方。而“我”挂断电话，“屏幕一片漆黑，像是我合上了《王思学人生简史》的最后一页”。这个结尾暗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随着王思学的离去，那一代人的记忆正在加速消失。张劲松的写作，正是在这个遗忘的时代里，做一次郑重的打捞。
读完此篇小说，它提醒我们，历史不仅是教科书上的大事记，更是无数个王思学在黑色提包里装着的、在深夜手稿上写下的、在临终前想要托付给他人的那些琐碎而真实的人生。在宏大叙事日益喧嚣的今天，这种对个体命运的凝视，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