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籍上的超然台

用于祈雨的常山雩泉亭(为苏轼倡建)。
由于朝廷执政的两派风水轮流转,苏轼的任职便受到左右。以致在密州任上两年多,又被调往偏远的河中府。而且这次调动十分急促,没有例行的缓冲,随调令直接派来了接任者。苏轼只好在最短的时间告别密州,在即将过春节的时候冒寒西北行,沿当时的驿道奔向第一站安丘。
朝堂人事风云变幻 密州莅任奉调河中
苏轼升任密州当太守,有任期已满的因素,其实任期,甚至政绩都在其次,而是取决于朝廷两派的争斗。中央的变法派占上风,苏轼处境窘迫;保守派主导,苏轼得以升迁。由于连续多年两派风水轮流转,苏轼密州太守的位子根本坐不安稳。
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朝廷派来曲阜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接任密州太守,而一纸诏令要苏东坡到落后贫穷地区河中府任职。
河中府治所即今山西永济,地处山西省最西南端。密州虽贫穷,无法与杭州相比,但是永济则比诸城还贫困。其具体的职务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河中府军府事。而密州是朝奉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
从1074年十二月到1076年十二月,苏轼知密州三年任期仅两年零几天,就被调任。
原来,王安石罢相后,建议两个人代替他的职务,一个是参知政事吕惠卿,一个是韩绛。但他没料到,曾经最得力的助手吕惠卿是有政治野心之人,大肆扶植个人势力,打击其他变法派,并以变法旗号肆意妄为。宰相韩绛无力制约,密请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不久,吕惠卿遭弹劾罢职。于是,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又被神宗召回返京履职。王安石二次入相后,朝堂依旧对持异议的苏轼心存戒备。但苏轼没犯错误,政绩很好。苏太守人还未走,新太守已经来到,苏轼好不尴尬。
诗酒别密州 匆匆西北行
苏轼无奈,只好加速离任事宜。他首先来到密州流杯亭写下七绝《别东武留杯》。东武是汉时诸城名称,流杯即流觞。密州流杯亭在城南郑淇水旁。《名胜志》:“诸城县有柳林河,出石门山,流经县西北,入于扶淇,密人为上已被除之所。”
苏轼此诗中用行人住宿的“传舍”苦笑自己来此地两年就被替换,犹如旅客漂泊。全诗如下:
莫笑官居如传舍,故应人世等浮云。百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识使君。
由于在密州没有几天的缓冲,苏轼只得拣最重要的场所和最重要的朋友道别。他到搭档、密州通判赵庾家,目睹三月自己在他家墙壁题写的一首诗,有感而发,新写一首《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cuì)》。“倅”为副之意,可解读为副职。“赵倅”指密州通判赵庾。赵庾,字成伯,熙宁八年(1075)来密州任职,两人比邻而居,交往密切。诗曰:
春风小院却来时,壁间惟见使君诗。应问使君何处去,凭花说与春风知。年年岁岁何穷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
又数日,苏轼前往城南常山,写下《留别雩泉》。雩即求雨之祭名。雩泉即常山神庙护卫之泉,苏轼有《雩泉记》,其中提到:
“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余流溢去,达于山下。兹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云为雨,以信于斯民者,意其在此……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作亭于其上,而名之曰雩泉。”
在密州两年,他曾于第一年的四五两月、第二年的五月三次祈雨于常山。诗是这样写的:
举酒属雩泉,白发日夜新。何时泉中天,复照泉上人?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还将弄泉手,遮日向西秦。
诗中“白发日夜新”一句令人唏嘘,时年苏东坡才41岁,已经生出白发。最后的“西秦”,即指河中府。
当日常山归城途中,苏轼遇到山中儿童询问,太守何时再来?苏轼吟诗记之:
昔饮雩泉别常山,天寒岁在龙蛇间。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当还……
常山道别后,年根到了。孔宗翰太守留苏轼过完年再走。哪知,苏轼祭罢常山雩泉,竟一刻也不想待了。农历腊月廿九一大早,苏轼别梦依稀,携家驱马,冒寒往西北而行。
基本走驿路 当日抵安丘
苏轼由山东密州去山西永济,主要走当时的驿路。驿分陆路、水路,陆路靠马,水路用船。我国驿递机构代代相因,北宋亦然。在唐朝驿递机构已经很规范的基础上只有少许变革和发展。最突出的是调整了两驿之间的距离,由唐代的30里延长至60里,递铺之间的距离基本未变。10里、20里、25里不等。
按照宋朝驿递制度,驿站大道作为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之用。同时在无驿站的地方设驿递铺,承担迎送官员往来、传递文报业务。像苏轼知府一级官员上任离任,驿站有责任协助其前往任职地点。官员沿途要到府州县级的驿站签到,便于朝廷掌握行踪,应对突发状况。
根据宋代60里一驿的设置,苏轼从密州出发,经过60里左右的驿站后,马不停蹄,向渠丘驿进发。这第一个60里驿站应在密州地界,接近安丘。考据有二,一说在今诸城石桥子大店子一带,一说在今诸城相州一带。实际上,安丘诸城中间这个驿站在哪不重要,出城才60里,至多换换马匹,停下稍事休息而已。我们关注的是苏轼抵达渠丘驿后,接下来发生的故事。
渠丘是安丘古称,汉代于此置渠丘亭,明代于其旧址设立渠丘驿。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以后,以咸阳和长安为中心的邮驿通向四面八方。这时驿路上设亭,亭即车旅食宿之所,与汉朝县以下基层单位乡、里相同。《山东通史·典志》记载“亭直属县,每十里(此处的‘里’,系长度单位)置一亭,亭置亭长,主管一亭;亭佐,佐助亭长;亭侯,主司侯望;求盗,主司奸盗。”汉代山东曾有几个名亭、名吏,渠丘亭即为名亭之一,与乡、里平级。在安丘城正南1里处,即今天城南埠,古称印台,俗称“大墩”。此地临通衢大道,乃建亭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