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以后的牟鸿礼故居
家乡解放后，任意芳带领妇女们支前，盼着丈夫回家，但却收到牟鸿礼牺牲的确切消息。她把400元抚恤金尽数购买了农具送到刚成立的农村初级社。任意芳病重之时，阻止孙女给县委写信寻求帮助，她教育后代，要继承牟鸿礼的革命遗志。
满心期盼到县委 听闻噩耗难接受
有了名字的任意芳，看着家乡解放后政府带领村民轰轰烈烈搞土改，高兴地逢人便说：“革命胜利了，他爹快回来了，当年在青岛他许下我，革命胜利后不是坐着汽车回家就是坐着飞机回家。”她找到那80块大洋的债主说：“大哥，还你钱的日子快到了，他爹一回来就先把你的钱还上。”那债主连连摆手：“他婶子，钱的事别说了，我不要了，就权当我为革命做贡献……”
那些日子，她只要一有空，就跑到南门外，望着伸向远方的大路，只要天上有飞机飞过，她都仰起头一直看着飞机消失在天边，口中喃喃：“他爹啊，哪架飞机是载你回家的啊？”
白天，她带领妇女们为前方的部队做军鞋、军衣；为路过休整的八路军战士筹粮食、送面、送菜、送面饼。解放潍县的战役打响后，她带头将家里的粮食和木料全部献上，当时栏里有一头预备繁殖小猪的母猪，她想也没想就让人送到部队。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她有使不完的劲。到了晚上，她照样点上那盏长明灯，等待着丈夫早日回家。在漫漫长夜中，终于盼来了天明，新中国成立了。
1951年，任意芳的大孙女降生了，但丈夫牟鸿礼回家却遥遥无期。她让儿子写信四处寻找线索，也去潍县县委寻求帮助。只是一直没有消息。
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她接到了县委送来的信，要她和儿子去县委驻地寒亭，谈有关牟鸿礼事项。儿子用独轮车推上她，奔波20余公里到了县委接待室，几位领导先热情地问了些家庭情况，然后一位领导将一本烈士证和400元抚恤金摆在了她面前，说：“经过组织多方周密调查，牟鸿礼同志确实牺牲了，但至今没查到牺牲在什么地方，组织还在继续查找。”
任意芳听后，完全不敢相信：“没查到地方怎么就知道他不在了？不对，我不信。你们给我去找活着的人，我不要这些东西！”边说边把烈士证和抚恤金推了回去，抚恤金撒了一地。
过了一会儿，那位干部又说：“大娘，我们也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一时难接受这个现实，但这是真的，人命关天，我们怎敢拿烈士的生命信口胡说呢？这400元，是最高级别的烈士抚恤金……”任意芳听着，起身歪歪斜斜地向门外冲去，后面的领导们一边齐声招呼着：“大娘慢点！”一边追了出去。
回家后，任意芳对牟鸿礼的牺牲依然半信半疑，她晚上摇动着纺车，一边纺棉花一边照看着旁边熟睡的孙女，一边口中喃喃自语，祈盼丈夫平安回家。
那400元抚恤金如何处理，儿子征求她的意见。她生气地说：“谁叫你拿回来的？你爹还活着，咱要这钱干什么？送回去！”儿子说：“送不回去啊。”她想了想说：“这样吧，眼下不是大伙都入社吗，你用这些钱去买些种地的家把什送给社里吧！”于是，牟土宗进了几次城，购买了一大批农用工具，送给刚成立的农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有一架铮明瓦亮的双铧犁，是那个年代的最新式农具。
带头参加生产劳动 拖着病躯照顾儿孙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任意芳还是没能得知牟鸿礼牺牲的地点，她也开始相信上级说的话了：年代太久，很难找知情人。她将悲痛强压在心底，积极参加家乡建设。任意芳已是花甲之年，还带着过度劳累留下的病根，却总是带头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农忙时加夜班，她也一天不落。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尽管按照烈属优抚政策吃着平均口粮，但由于生产队分粮太少，加上5个半大男孩饭量比成年人还大，一年分的粮食吃不了半年，总是加些糠菜勉强度日。为了让儿子和儿媳全身投入生产队的劳动，任意芳接过了照顾7个孙女、孙子和全部家务的重担。白天，她推磨、弄柴、打水、做饭、洗涮，要为10口之家不停忙碌；晚上，孙女、孙子在她身边排着睡下，她开始为孩子们缝补衣服，或拉过纺车纺棉花。纺棉花所得的微薄手工费就是这个家庭推磨和买油盐的资金来源。
见她蹒跚着扛一大箢篼瓜干去磨面，一个好友说：“都这岁数了，别硬撑了，反正你家一分不挣也吃平均口粮，叫你媳妇别出工了。10口人的家务，别说你这把年纪，就是年轻的也够累的。”任意芳说：“要不是队里照顾，我这一家要是按工分吃粮，早揭不开锅了，我能替出媳妇来，队里就多个劳力。”
任意芳身体越来越差，双腿浮肿，睡觉时浑身疼得翻身都难，儿子也劝不动她。就这样，她仍然戴着老花镜，用变形的手指为儿孙们做针线活，晚上纺棉花到深夜。
不向上级要帮扶 守在老屋度过最后岁月
1975年中秋节后的第二天，任意芳突然上吐下泻。一开始，一家人以为只是普通闹肠胃，可一个多月后，病情不但没好转，反而加重了，起不了身。牟士宗将她送去高里公社医院一查，患了黄疸型肝炎。当年实行合作医疗制度，住院全部报销医药费。任意芳住了院，由小孙女陪床。用药后，任意芳病情好转很快，半个月就可以由小孙女扶着下地，完全有康复的可能。但住院35天后，尚未痊愈的任意芳就出院了。原因是住院买饭需用粮票，实在承担不起这项开支。
出院后，任意芳坚持住在老屋，吃的是黑瓜干窝头，也被迫停了药。转眼到了冬天，冰冷的土坑、单薄的被褥，晚上常常冻得睡不着觉，但她却怎么也不搬。
大孙女看到奶奶病中的样子，便给潍县县委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介绍了家庭情况和奶奶的病情，盼望领导帮助解决点细粮和免费药物。信还没送出去，就被任意芳撕成碎片，她语重心长地对大孙女说：“孩子，不能这样，你爷爷当年在青岛跟我说过，家里无论遇到什么难事，都不能向上级伸手。要记住，你爷爷当年闹革命，不是让我们后来拿着当本钱用啊！”
就这样，任意芳在老屋土炕上熬了近两年，于1977年10月30日去世了。11月2日，高里公社党委为任意芳举办了追悼会，全村男女老少都到了场。桌上摆着两个骨灰盒，一个写着牟鸿礼，一个写着任意芳，后葬于村里公墓。这对革命患难夫妻，在阴阳相隔46年后，终于在儿孙的别样安排下“团聚”了，他们是夫妻，也是战友。1999年国庆节前，儿孙们为牟鸿礼和任意芳立了墓碑。
本期图片由牟兰贞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资料来源：《精神永存——记牟鸿礼和他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