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鸿礼被关押地
开封党史资料中提到牟鸿礼的《开封工作报告》。
回到家乡的任氏，日夜操劳替夫还债，日子过得艰难。牟鸿礼则到河南，出任郑州市委书记、开封市委书记。面临白色恐怖下严峻的斗争形势，他冒险奔波，终于令开封市的工作有所好转。不幸的是，牟鸿礼落入敌手，面对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仍不屈服，牺牲在异乡。听闻噩耗传言的家人陷入了悲痛恐惧之中。
任氏返乡咬牙还债
日子艰难供儿读书
1930年4月底，任氏从青岛回到家。一个多月后，邻村小庄子的党员耿寿图转来一封牟鸿礼的短信（耿寿图当年在小庄子以开药铺为掩护，负责党内同志的书信秘密传送工作），信中简单几句，询问家中的老人近况，并说自己已离开青岛，一切安好。从此就再没了牟鸿礼的音信。头两年，全家一边在盼信中等待，一边三天两头遭受反动派的搜查，过得提心吊胆。第三年，村里传说牟鸿礼被国民党军抓住杀害了。任氏渐渐发现，人们跟她说话的眼神变了，开始有人上门讨债。
其实，任氏这两年一直在替牟鸿礼还小额债务，仍有20多户债主上门讨要。对于上门讨债的人，不管当年在青岛牟鸿礼交没交待，任氏都认下并好言应允她会想法还上。只有那份买枪未还的80块大洋的欠款，数额太大，她只好苦苦哀求宽限几年。
任氏拼命劳作，为了脱出身挣钱，她仍将儿子送回娘家，把一天当两天用。农忙时，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干手工到深夜，结网子、纺棉花，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等。秋后农活忙完，她就去干那些连男人都觉得很吃力的活，到城里挖地沟挑粪，为盖房子的人家上山搬石头、当小工运砖等。
初冬的一天，她跟着男人们去给盐商背盐，天没亮就出发，背上盐返回时已是傍晚，走到一条河边天已全黑。一袋盐压在身上，本来已经很吃力，还要过河上的一座独木桥。那独木桥很窄且不平，男人们尚且行走不易，她一双小脚站都站不稳，于是趴下去，用双膝和双臂着地，驮着那袋盐喘着粗气一点一点往前挪。桥下是湍急的河水，一不小心掉下去就没命。她不敢低头看下面，两眼直盯住昏暗夜色中模糊的桥面，两只手试探摸索着爬行。同时在心中默默念叨：要顶住啊，一定要顶住！一定还清账，养育好儿子等他爹回来。等爬到对岸时，寒冷的深夜里，汗把衣服湿透了几层。
几年里，她陆续偿还了多笔小额债务，日子却雪上加霜：娘家老母亲去世，嫂子的儿子也已娶妻生子，无力再为她照料孩子。她将在大官庄上了一年学的儿子接回家，送进牟家院小学继续读书。儿子懂事地说不上学了。任氏听了一阵心酸，她忍住泪：“以后不许说这些话，当年在青岛跟你爹分别时，你爹特别嘱咐我，一定让你该读书的时候去读书，他说等革命胜利后，咱的新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去建设……”
临危受命赴任河南 落入敌手血洒异乡
在中央学习结束后，牟鸿礼于1930年9月被中央派往河南省任郑州市委书记，化名李修与。就在他出任郑州市委书记不久，开封市委遭遇了一场浩劫。因白色恐怖，河南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党内受“左”倾路线影响，急躁盲动，致使开封党组织开展的一系列游行和集会均失败。1931年初，开封市委书记来学照和大批党员被捕，开封市委机关被彻底破坏。
中共河南省委于1931年1月11日决定挑选得力干部去开封任职，整顿被破坏的党组织。就这样，牟鸿礼又一次临危受命，出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2月，中共河南省委改组，牟鸿礼出任中共河南省委候补委员兼开封市委书记。
初到开封，牟鸿礼面临的是党组织遭受重创后的满目疮痍和严重的白色恐怖。他到开封四五天后才找到一个党员，后又找到两个同志，但都谈不出具体情况。于是，牟鸿礼开始了自己冒险式的“冲”。经半个月的奔波努力，开封市的工作有所好转，铁路工人成立起赤色工会，召集工人群众成立工厂委员会。牟鸿礼又先后到铜元局、兵工厂去了解失业工人的情况，对电灯公司、面粉公司、济汴学校、圣安德烈学校、洋车夫、城市贫民都进行了摸底。
1931年3月17日，牟鸿礼给中共河南省委写了一份《开封工作报告》，大致汇报了那段时间的工作。他最后总结：“总之，这一个半月的工作是进步的，不过因市委未成立，所以一切工作的进行与计划还未决定，只有一个人东冲西撞而已，希望省委快把市委的组织与宣传交来，分配工作干起来！”
然而，3月26日，牟鸿礼不幸落于敌手。敌人对他进行了高官利诱和各种严刑拷打，都没有让他屈服，只好将他关进监狱。河南省委组织多方营救均未奏效。
与牟鸿礼一起被关进去的还有跟他同时被捕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曾斯廷。二人入狱后，改组了监狱里原有的秘密党团干事会，组织狱中党团员们讨论形势，并制定狱中斗争方案：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应想办法择机越狱。
在曾斯廷、牟鸿礼的领导下，4月中旬，狱中党组织对全体人员进行了越狱暴动的训练。然而在实施行动的前一天，因叛徒告密，越狱失败。1931年5月9日，敌人将牟鸿礼、曾斯廷等主要领导干部拉到开封古城北门外全部杀害。那一年，牟鸿礼刚25岁。一代英豪血洒异乡。
忽闻凶讯全家牵挂 长燃明灯待亲归来
牟鸿礼出事的传言最后还是传到了牟家，母亲李氏一病就是两个月，一次次地将欲出的眼泪强压住，渐渐失明了。
三婶听到传言后，一阵心绞疼昏了过去，任氏连声呼唤，给她揉胸口，好歹缓过气来。三婶便每天跪在供桌前，念叨着侄儿鸿礼平安回家。
这张供桌意义非凡。当年，任氏因劳累过度早产，大出血昏迷了一天一夜后醒来，肚子饿了，便自己下地，就着大蒜吃起凉高粱面饼子，不多时，整个肚子翻江倒海般疼痛，好不容易爬到炕上，便再一次昏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时，看见三婶、婆婆和娘家母亲、嫂子都在身边，母亲的眼哭肿了。原来，这已是她生产后的第8天。自那以后，三婶便让任氏在供桌上放上水碗和一盏高脚灯，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烧香磕头。
后来，牟鸿礼回家闹革命，在东屋山上建了掩护工作的夹壁暗道，又将供桌作为掩护物挡在洞口，还让战友于画舫画了一幅美人图，挂在供桌上方。后来，桌上那盏高脚灯成了为牟鸿礼报平安的信号灯，他白天将灯放在桌上，晚上从供桌挪到窗台。从青岛回来后，尽管知道牟鸿礼远在他乡，但任氏和三婶照样每天晚上将高脚灯从供桌挪到窗台。
此时，忧心忡忡的三婶日日在供桌前烧香祷告。终于有一天，她倒在了供桌旁，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这样与世长辞。陪伴任氏的，只剩那盏高脚长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