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行（资料图片）
任氏跪求公婆放丈夫外出求学，并承诺牟鸿礼走后，她来承担农活等一应事宜，同时承担牟鸿礼求学费用。牟鸿礼这才得以到济南求学。在学校，他由老师宋伯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建设潍县党组织的筹备工作。而身怀六甲的任氏因过于劳累，早产生下孩子。
妻子下跪苦劝公婆 承诺担责助夫求学
这天晚上，牟鸿礼开始了对妻子的教育和开导，讲没有了国就没有了家，为了国家不亡，就得有好多人先抛开小家。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别看咱们家现在衣食无忧，社会这么乱下去，说不定哪天咱也无家可归，挨冻受饿……”任氏虽不大懂，但也明白了丈夫想出去求学的意愿，答应牟鸿礼明天就去找公婆谈。
第二天吃过早饭，她就到公婆的上屋，进门叫了声爹娘就跪下了。老两口不知出了什么事，婆婆赶紧说：“有什么事先起来说，是三儿欺负你了？他敢欺负你我们和他没完！”任氏却不起来，将丈夫想出去上学的事说了，并请求二老放行。等老两口听完，对望了好一阵：这小儿媳妇是咋啦？人家的女人都是想方设法把男人留在身边，她却要把他往远处推，老两口不知如何应对。
停了一会儿，一向少言寡语的牟父开了口：“你可知道这小子的秉性，一旦把他放出去就是脱了缰绳的马。咱家的情况你也看见了，你大哥、二哥老实，只知道干活，老实就是无用。三儿从小聪明、胆大、仗义，我就指望他为家庭挑大梁；再说，他又是出过继的人，你三婶身体向来不好，他得照顾；再是咱家女人、孩子多，劳力少，我还指望他干活呢……”可任氏也开导起公婆，她说丈夫又不是小孩子了，强行把他关在家里也不是办法，不如让他出去上几年学，也学上点见识，以后治家会更好。最后郑重地承诺：凡是男人该干的活她全替他，三婶身体不好她会悉心照料，盘缠的事也不用大家出，就用她的私房钱。
牟父最终答应放儿子外出求学。但有言在先，任氏必须信守承诺，且解决牟鸿礼上学的一切费用。
牟鸿礼终于如愿以偿，与同学牟铭勋一同考入济南工业染织学校。临行前，看着妻子细心地为他准备行李，一种不舍油然而生，他只抓住妻子的手说了句：“你对我的好我会记一辈子。”然后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家人，踏上了梦寐以求的求学路。
来到济南开眼界 参与筹建党组织
来到济南的牟鸿礼，看到了与家乡截然不同的政治氛围。他亲眼目睹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的任教老师宋伯行是潍县城里人，毕业于这所学校，后被聘为济南民生工厂染织技师，由王尽美介绍入党。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宋伯行因在济南铁路工人中积极开展后援活动，而被民生工厂开除，便又回到母校任教，暗地里担任该校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
牟鸿礼、牟铭勋与老师宋伯行一接触便觉得非常亲切。牟鸿礼直言自己历经周折才出来求学的目的。宋伯行听了大喜，送给两人《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并经常带他们到济南城郊阎千户庄去，到铁路工人中开展演讲、发传单等。1925年春，由宋伯行介绍，两人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还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庄龙甲（潍县南乡庄家村人），正在为组建潍县党组织做准备，宋伯行便介绍牟鸿礼与庄龙甲认识。二人经常相约由济南回潍县开展建设党组织的筹备工作。牟鸿礼一心扑在事业上，经常将工作中的喜悦写信与老同学耿梅村分享，有次他写道：“我曾觉得自己像一条被搁浅在沙滩上的鱼，翻滚过、怒吼过、失望过，可今天，我祈盼的大海，终于将我卷入了她无边的怀抱！我庆幸、我欢喜、我想对着波涛大喊：我来了！”
1926年6月，在茂子庄王全斌家的场院屋里，庄龙甲主持召开了中共潍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当年10月进行改组，1927年改称潍县县委），庄龙甲任书记，牟鸿礼、张同俊、扈梅村为执行委员，王全斌为候补执行委员。
小脚孕妻艰难务农 怀胎八月疲惫早产
牟鸿礼走的第二天，任氏就跟着二哥牟洪达下坡锄地。没想到她那一双小脚一进松软的高粱地，一下子就陷进去了，没走几步两脚全是泥土，地里留下了一串小坑。第二天她向侄子借了双鞋套在外面用绳子绑住，勉强可以学着把地锄平。后来做了双大鞋，套在小鞋上为下地专用。她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到家再做针线活、结网子或纺棉花到深夜。三婶身子弱常闹病，她还得照顾。几个月下来，瘦了一大圈，脸也黑了，手也粗糙了。
等地里的庄稼全收完入库后，她才得空回了趟娘家，爹娘、哥嫂见到她全愣住了。母亲抓住她的手泪流满面。任氏很平静地说：“没有事，我男人就是出去上两年学，我替他干点活，是我自己愿意的。”嫂子说：“眼下都拾掇完了，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吧，你婆家人口多饭食粗，好歹咱家里吃食上好些，你也养养身子。”任氏则道，三婶身子虚常犯头晕，她不放心。母亲无奈地流泪，任氏急忙安慰说她在婆家很好，当天傍晚又匆匆赶回了牟家院村。
1925年春节，牟鸿礼休假回家，分别半年他见妻子憔悴了很多，心中五味杂陈，紧紧握住妻子的手说：“再坚持一年多吧，等我毕业回家好好报答你，让你过轻松的日子。”
年后，牟鸿礼返校不久，任氏发现自己怀孕了，全家人欢喜不已。开春农活下来时，三婶见任氏孕吐厉害，就找大嫂李氏说情，让侄媳妇别上坡干活了。得到的回答是：“我早跟老头子说过了，可这犟种不让，说这是她自己求的苦果让她自己去尝，让她长长记性。”
麦收之后，任氏的身子也笨重了，锄地、弯腰拔草太吃力，汗水从头流到脚下，口渴了，就喝地里枯井的陈水。
1925年秋，潍北大涝，从农历七月底开始下雨，直到八月中旬，一天也没停过，已堆在场院里的高粱穗子有的发芽，有的霉烂。地里的豆子全被泡了水，远远望去，天水相连的水面上露出稀疏不匀的豆棵梢。
雨停后，二哥牟洪达带着家里的劳力，去水依然很深的地里捞豆棵。这时任氏已怀孕八个多月，即使她把大鞋绑在脚上，也常被泡软了的泥拔下来，水没到膝盖以上，得弯腰摸到豆棵的根部拔出来……
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一大早，任氏跟着男人们下地，中午收工时，每人分了一捆豆棵背着往家走。她只觉两条腿像拖了石头一样迈不动步。好歹到了家门口，她实在走不动了，想坐下来歇会儿，手无力地一松，那捆豆棵落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她的肚子一阵剧痛——一个男婴，伴着母亲的劳累、苦难，在没有父亲的守护下，提前十多天来到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