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作者在省档案馆查阅资料。
2011年，作者被山东援藏研究会吸收为理事，得到了研究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2024年，寻访一事终于取得了关键性突破：作者在发出信函无果的情况下，终于在山东省档案馆查到了1963年中组部选调干部进藏的简报、山东省调藏干部名单、组织考察意见。陆续联系到了同时进藏干部的后人。
挤出时间完成采访写作 十五年来行路漫漫
创作完成40集电视剧本《我们都有一个家》，我用了整整15年时间。这15年，是生命中最负重前行的岁月。五六十岁的年纪，正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悉心奉养，下有幼小的孙辈需要贴心照料。退休之前，本职工作我还不能懈怠。时间被分割成若干碎片，每一分钟都显得弥足珍贵。
所有的采访、查阅资料和案头写作，我几乎都是向睡眠“借”来的时间，是在生活的夹缝中硬“挤”出来的空间。长年累月的透支让身体严重亏损。此外，各类采访采风、学习培训的交通食宿费用，对一个靠退休金生活的人来说，是持续的经济负担。
15年间，台式电脑更换了三台，打印机用坏了两台。记得有一年，接到西藏通知说剧本可参评重点文艺作品，我按要求打印了600页的剧本、报表及大小材料各15份，加上邮寄费后花费近2000元，最终又因人事变动不了了之。这类经历让我深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天时、地利、人和该是多么大的缘分。
15年来，为搜集素材、推动剧本创作，我走访了十多个省份。旅途中曾多次陷入困境：曾错过火车站点，曾在外地被司机拒载，曾在陌生街头迷路，也曾被农家犬追着狂吠……为咨询政策、自荐剧本，我向各方寄出数十封信函，大多石沉大海。曾有一次剧本进入有关部门组织的重点文艺作品答辩环节，首席评审开口便问：“剧本发表了吗？”我的心顿时一沉——60万字的剧本何处能发？其本质是为拍摄而非发表啊。
开设专栏拍视频 社会各界助力寻访“老西藏”
作为“草根”编剧，我渴望得到认可的机会。但业界新锐辈出，我想凭作品本身获得成长的机会，实在艰难。但我仍选择“坚持做难做却有意义的事”，因为人间也有温情和道义。
2011年，山东援藏研究会吸纳我为常务理事，未收会费反助我寻访“老西藏”；2012年我赴京拜访北京建藏援藏者协会，受到热情接待并获得鼓励和帮助；2021年《半岛都市报》开设专栏帮我寻找“老西藏”，安排记者助我采访；2022年接受《中国西藏网》视频专访并配发报道；2023年多篇文章在《西藏老干部》连续刊登；2024年《中国老干部》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并发表了口述文章。还有众多心怀西藏情结的朋友，给予了各种支持和帮助，至今令我感激不尽，难以忘怀。
为更有效传播“老西藏精神”，2024年7月1日，我注册了微信公众号“影视孤勇姐”，吸引了各地读者，支持着我的挖掘和传播工作。
查到进藏干部名单
陆续联系“老西藏”后代
2024年，寻访一事取得关键性突破。我在省档案馆查到了1963年中组部选调干部进藏的工作简报及山东进藏干部名单。照片中的16人中，有13人是中央下达给省里的调藏干部指标，各地严格按标准要求推选上报，照片中的3名女性是陪夫进藏的家属。从组织对父亲的考察意见中，我仿佛听到了他当年对组织的坚定承诺：感谢组织的信任。今年我便在表弟的帮助下，找到了淄博的杨大哥，在文友的帮助下联系上了寿光的权女士，在友人们的帮助下找到了临清、烟台的“老西藏”后代。
寻访过程也充满了人情冷暖。有的人虽然找到了，对方却因那段岁月过于沉重、不堪回首而婉拒深谈；有的虽非我寻找的目标人物，却在儿女的陪伴下主动找上门来；有的老人就是单纯地怀念西藏，便让家人把我接去她家一聊就是大半天；还有更多与西藏有缘的人，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我，热情地鼓励我继续寻找、多多书写，希望我能为所有默默无闻的“老西藏”们代言发声，以求得到亲属们的理解，也给历史和后辈一个交代，不要让那段峥嵘岁月随风消散。
2025年春末夏初，我登门拜访了淄博的杨大哥。他的父亲杨伯伯是当年山东调藏干部的领队，进藏时年龄最大、职务最高，曾在西藏山南地区主持创建法院和检察院。已八十高龄的杨大哥与我见面前激动得晚上难以入眠，第二天一早便在家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他说这是对父亲和那段历史最崇高的敬意。杨伯伯亲自写的回忆录里，记录了当年进藏的全过程，对我核准史实提供了极难得的帮助。
还有一位网名为“中国人”的微信好友，一直默默关注着我的寻找动态。他发来长段私信，建议我建立家庭剧院，利用这种更富感染力的形式宣扬“老西藏精神”，甚至还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操作方案和建议。更让我感激的是，他还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撰写了多篇关于“老西藏精神”的文章，默默帮我扩大社会影响。
“老西藏”的故事，在历史的尘埃中被我遇见，这或许是命运使然；故事中所蕴含的忠诚、信念、奉献和牺牲，深深教育感染着我，这无疑是我人生莫大的幸运；而把这些饱含血泪与荣光的故事真实地记录下来、有效地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晓、铭记，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时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