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作者第二次拜访阴法唐将军。
作者母亲带妹妹进京看望父亲。
父亲的遗物更让作者感受到了他工作时的兢兢业业。作者学习话剧剧本创作，获奖并得到名家指点。她再次与阴法唐聊“老西藏精神”后，全力投入剧本的补充、完善、提升，并将剧本改名为《珠穆朗玛之梦》。她积极寻找父亲照片上的其他山东调藏干部，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回响。
父亲屡过家门而不入 身后遗物满是感慨
2012年3月5日，卧床两年多的父亲，终于安详地告别了人世。追悼会那天，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送来的花圈层层叠叠。父亲头下枕着《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面容平和而坦荡。
整理遗物时，我从父亲自西藏带回的旧皮箱底，翻检出几件沉甸甸的印记：国务院颁发的“西藏自治区大项目建设”贡献证书、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国防工作会议代表的合影、以及1963年山东调藏干部的集体留念。这些尘封多年的物件，引我陷入新的沉思。
在他担任西藏自治区物资局局长期间，经常回内地考察，却都过家门而不入，是母亲先后带着弟弟妹妹远赴北京才能短暂相聚；一次他去东北公干丢了钱包，依靠微薄工资支撑全家六口生计的母亲，不得不省出生活费给他寄去；那些年物资极度匮乏，全国支援西藏的背景下，父亲身为西藏的物资大“管家”，却从未给家中添过一块煤、一根木、一颗钉。记忆中，他唯一一次对家中三代女人的“特殊照顾”，是为我们买过一次条绒布料。
父亲离去后，我一直想写一篇悼文，却不知从何下笔。在那段恍惚暗淡的日子里，儿子陪我看魔术舞剧《梦归琴岛》，我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置换着剧中的人物与故事。由此，我决心系统学习话剧创作。除了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戏剧培训班，更大量研读经典剧本，奔走于各地剧场观摩演出。
创作话剧剧本获奖 得名家指点再完善提升
2012年下半年，我的大型话剧剧本《明月几时有》初具雏形。我带着剧本，从市里到省里再到北京，一路拜师求教。经过反复修改打磨，我将电视剧本和据此改编的话剧剧本，一同投给北京的“全国剧本征集评选展示活动”。最终，电视剧本获评“十佳剧本”，话剧剧本也入围了展示环节。我的展位恰与北京人艺著名编剧梁秉堃先生（曾为曹禺先生秘书）的作品相邻。我设法取得梁老师的联系方式并经他同意，将剧本送至北京人艺传达室。不久，梁老师打来电话，肯定了我的生活积淀与思想高度，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剧本在结构和细节上的不足。一位素昧平生的编剧大家，能如此真诚地指点后学，令我感佩至深。
梁秉堃先生的肯定成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看着那张1963年山东调藏干部合影，我不禁追问：照片上另外15位山东同乡，你们今在何方？有着怎样的故事？为寻访他们的踪迹，我向省及中央援藏主管部门去信咨询，却皆如泥牛入海。2014年春节过后，李国柱阿姨来电告知，阴法唐书记愿与我聊聊“老西藏精神”。这通电话犹如一剂强心针，令我精气神倍增。元宵节后我便奔赴北京。
从阴老家出来后，我去出版社取出了《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所有库存，赠予正在京参加“两会”的西藏代表。返程后，我满血复活地投入剧本的补充、完善、提升。然而母亲此时确诊重病，经历两次大手术，出院后住进我家，连续七十余天的日夜服侍，身心几近崩溃。其间我完全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也因此痛失一次重要的剧本洽谈机会。
2015年，我将剧本更名为《珠穆朗玛之梦》后投给了湖北潜江“全国剧本征集评选”组委会，竟意外荣获优秀电视剧本奖，当地报纸还刊发了对我的专访。2016年我完成了大型话剧《乐道钟声》的创作，并借此被“第二期全国戏剧创作与评论高级研修班”录取，成为班里严重超龄的“大龄学员”。
多方寻访调藏干部
几位后辈相聚德州
为寻访照片上的山东调藏干部，我开始在报纸、杂志、网络发布寻人启事，甚至两次给央视《等着我》栏目投稿。后来，陆续有湖南、新疆、江苏、河南等地的“老西藏”或其后代来电，讲述他们自己或父辈几十年的西藏故事。其实他们并非我要找的人，纷至沓来的信息令我应接不暇。还好，终于有德州的王建军、日照的牟善秀先后联系了我。2021年正月初六，我们几位“后代”在德州相聚，续上了父辈跨越时空的情谊。
王建军的父亲，进藏时任馆陶县县委书记，妻子为陪丈夫进藏，强行给不满四个月的小儿子断奶，将四个孩子全部送回乡下由祖父母抚养。作为独子的父亲，进藏七年多后才首次回家探亲，在藏工作近二十年才调任德州地区副专员，母亲去世也是王建军替父送终。回到内地后他将3000元安家费全部上交组织，未休一天假便投入新工作，后来累倒在工作现场。牟善秀的父亲时任莒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夫妇进藏时将三个女儿托付给姥姥家。牟伯伯在南木林县，身兼县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妻子因高原反应、思女成疾加之生活艰苦，进藏三年便于日喀则病逝。多年后，牟大姐赴藏祭母，却连母亲的坟冢都无处寻觅，只能朝着大致方位焚香叩首。
还有济南千佛山医院的黄学智老人，从报上看到我的寻人启事后，通过记者找到我的电话。年近90岁的老人，第一次通话就与我聊了近俩小时。老人1973年作为山东医疗援藏队副领队，在日喀则奉献了两年时光，这成为他一生最珍贵的记忆。在孙子的帮助下，他学会了用平板打字，写下了十万余字的西藏回忆录。发给我后我是流着泪读完的。
胶州的杜叔叔，1960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毕业时毅然首批报名进藏，长期奋战在探矿一线。他在当地结婚后，和妻子相隔万里，三个孩子都送回青岛由祖父母抚养，近30年后杜叔叔内调回青，子女已与之疏远，他只能在经济上尽力弥补亏欠。更有一些孩子因父母长期在西藏，他们跟着祖父母生活，成了早期的“留守儿童”，在祖辈溺爱与社会异样眼光中成长，有的心理和情感都留下了创伤……
父辈们将青春与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雪域高原，却对家庭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这种“大家”与“小家”的抉择，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以及其后代在不同环境下的命运沉浮，共同铸就了一座无言的精神丰碑，它不仅矗立在历史中，更在我辈的追寻与传承里，不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