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修
1978年秋天的那个晚上，自上海开往成都的186次快车徐徐开进灯光淡弱的站台。软卧厢的车门刚刚打开，我正要抬步向上，里面却先走下来一位中等偏高身材的男人。他上身稍微有些前倾，修长的黑发整齐地分向两边，灯影下一双明亮智慧的大眼，上身穿蓝色的中山装，下身是一条长及脚踝的便裤，脚上是双普通的黑皮鞋。未及我张嘴，他便抢先开了口：“你是来接我们的李先生吧！”
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经过多日仔细又紧张的准备，终于接到了杨振宁先生。一路颠簸，杨先生脸上略带倦容。仅从外表看，他就像20世纪50年代基层政府工作人员。
到达成都后，杨先生的第一个计划是到农村看看农民是如何用杂草垃圾碎物沤出来的沼气烧水做饭的。
进入农家，杨先生细看了制造沼气的全过程以及简陋的设备，喝了一碗当场用沼气烧的开水，并一再点头。临行时，他说：“别看你们这些设备土里土气，实际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特别是在中国南方，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燃料烧柴问题，有利于消灭血吸虫病，同时还是提高农民生活环境的好经验，我要建议向国际推广。”后来，我听非洲的朋友说过，他们那里有些地方也开始用沼气烧水、做饭，这些都是杨先生向联合国建议后产生的结果。
回程途中，见有些农民正头顶烈日、赤脚光背在田里收割稻谷。那时农村还没有收割机，有人低头弯腰拿着镰刀唰唰割稻，有人赤手光臂手握稻穗奋力向木制的拌筒摔打。这时，杨先生突然叫停车，他让我把坐在另一辆车上正读康奈尔大学化学系二年级的儿子和上中学的女儿叫过来。随后，大家经过一段狭窄的田埂，走进无水的稻田，来到农民正在干活的拌筒旁。杨先生温和又动情地对一双儿女说：“你们兄妹俩第一次回到祖国，我要你们好好看看祖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既勤劳又辛苦，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而智慧的民族，开凿大运河，修筑万里长城，还有四大发明，全凭他们的勤劳与智慧。你们虽然生在海外，但我们永远是炎黄子孙。”
在参观杜甫草堂时，杨先生告诉我，在中国历史上，他最喜欢的文人即杜甫，因杜甫表达了最基层的劳动人民的声音。
当我讲到郭沫若为草堂的题词“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时，杨先生一下打断我的话，提出一个我从未遇到、也没有想到的问题：“郭老既然如此高度中肯地评价杜甫，为什么在我刚读完的一本《李白与杜甫》的书中，又表现出了明显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是否评论界又有新的论点？”
“我也常读文学评论方面的书，对于李白和杜甫，学术界未见新动向，这或许是郭老的一家之言吧！”我答道。
杨先生在四川的日子，日出日落，进进出出，或乘车，或徒步，一场连着一场的座谈和演说，生活愉快而紧张。作为主要翻译兼陪同，我几乎寸步不离，也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和层面认识他、理解他、敬佩他。
杨先生是一位爱国、亲民、实在又虔诚的君子，有时又是位性情中人。一天，他突然兴致勃发，竟然为我背诵了他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一首歌，并说这首歌在“五四”时期曾广泛流传：“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州之东，峨峨昆仑……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仍殷红。”
离蓉前一天晚上，杨先生的家人请我到他们的房里再叙家常，也话别。我们正谈得起劲，杨先生与他的弟弟杨振汉也被吸引了过来。于是，我们四个大人谈话改用汉语。若遇到一些掌故或趣事，我便用英语给两个孩子翻译一遍。见此，杨先生第一次发了脾气：“这次回到祖国，我心头最难过、人前最没有面子的就是两个孩子不会中文。这是我和致礼不可原谅的过错，我觉着像欠了一笔债，对不住老祖宗，对不住自己的祖国。他们小时候在我们身边还能讲一些，后来外出读书，竟把祖宗的语言都丢了。”“回去后，你们要好好补补这一课。这些日子，李先生一直陪着我们，你们都看到了，他既讲中文又讲英文，不仅懂中国历史也懂美国历史，办事仔细认真，勤恳耐劳，这些你们都要学习。不要尽听外国人说中国如何如何，李先生就是你们具体接触过的一个中国人，他就是从农村出来的。”
对于杨先生的那番表扬，惭愧之心多年来未敢忘怀，无论干哪个行当，总想干出个样子来。如今，杨先生驾鹤远去，我只能以此文表达对先生永久的敬重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