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提到鲁迅，人们会想到绍兴、乌篷船；说起莫言，会想到高密、红高粱。文化名人对宣传推介当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今天，很多地方都认识到当地文化名人对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的作用。文化名人的研究、推介，需要当地热心人的努力，需要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加入，更需要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强力推动。
孝妇河文化带的代表人物中，相较于蒲松龄和王渔洋，有关赵执信的研究无疑是薄弱的。截至目前，一代代学者从赵执信的生平履历、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着手，已经搭建起了相对完整的研究框架。学术是需要积累的，汇聚各方研究力量，催生多元研究成果，持续推动赵执信研究走向深入、走向系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奠基之作
一个地方的文化名人，往往是由当地学者和文史爱好者率先研究，引起学界重视，再逐步扩展到全省乃至全国。赵执信是博山人，对赵执信研究有开创之功的李森文也是博山人，他最突出的成果是编纂了《赵执信年谱》。
1985年6月，李森文在《赵执信年谱》出版前写过一篇重修后记，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本年谱曲折的出版过程。这本年谱原名《赵秋谷先生年谱》，是李森文1944年北京辅仁大学毕业时的学士论文，指导教师是当时的国文系主任余嘉锡。大学毕业后，李森文先后在淄博、济南执教，对年谱原稿曾作过部分增补。1966年，李森文曾将此稿送交山东人民出版社并准备出版。不久“文革”开始，此稿被退回。原稿分上下两卷，“文革”期间下卷损毁，上卷开头的“姓名字号考”及“世系考”也被损毁。改革开放后，李森文重新执笔续成下卷。1982年，他将此稿送交齐鲁书社，经提出意见后进行修订，又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整理，基本恢复旧观并有所增益。直到1988年，《赵执信年谱》由齐鲁书社出版。
这部年谱是赵执信研究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生平考据著作，问世之后被学界广泛征引，成为清代文学研究重点书目。它为赵执信研究的奠基价值，在学界早已形成共识。
除《赵执信年谱》外，李森文一直关注赵执信研究，他的《<赵执信未刊诗稿>辨伪》一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62年第6期《山东文学》刊发了署名“黄钟”的《赵执信未刊诗稿》的文章，称山东著名书法家辛铸九藏有赵执信未刊诗稿，并录入了该诗稿中的部分诗作。李森文从诗作时间、诗作地点、赵氏交游、赵氏家庭成员、诗稿跋语以及诗后款识等六方面一一辩驳，考证此未刊诗稿系伪作。李森文考辨细致，立论周详，对赵执信诗歌研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
就在李森文完成《赵执信年谱》的第二年，著名戏曲小说研究家、文献学家叶德均先生在1945年8月《杂志》第15卷第5期发表了《演〈长生殿〉之祸》一文，后收录《戏曲论丛》一书。这是一篇长文，分上下两部分，上篇是史料，汇集清人和近人记载演《长生殿》之祸的杂著达22种；下篇是考订，从纷纭众说中考辨《长生殿》案的真相。此文搜集材料之丰富、考订之细致，令人叹服。
李森文撰著《赵执信年谱》、叶德均发表《演〈长生殿〉之祸》，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有关赵执信研究的重要成果。
多维拓展
1962年是赵执信研究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恰逢赵执信诞辰三百周年。当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友琴先生的论文《从赵执信的诗风说到他的诗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界第一篇专门研究赵执信的学术论文。此前，学界对赵执信的关注寥寥无几，清代文学研究多聚焦于王渔洋、朱彝尊等主流诗人，陈友琴的发声打破了这一沉寂局面。文章刊发于《人民日报》，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唤醒了全国学界对赵执信的关注，直接带动了本土学者的研究热情。就在这一年，《大众日报》《山东文学》《淄博日报》等都发表过有关赵执信研究的文章。其中，1962年4月7日，《淄博日报》刊发了时任副刊编辑肖鸣的《赵执信故乡漫笔》一文。
《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友琴的论文，直接影响并坚定了赵蔚芝研究赵执信的信心。赵蔚芝也是博山人，曾在淄博一中、淄博师专、山东理工大学任教。赵蔚芝在淄博一中任教时有一个叫刘聿鑫的学生，1955年考入山东大学，1959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师生二人分工协作、互补所长，整理、笺注赵执信作品。研究过程中，刘聿鑫在山东大学的老师蒋维崧先生给予诸多帮助。蒋维崧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提出了不少珍贵修改意见，提升了著作的严谨度与专业性。
历尽书稿丢失、重新编修等艰难曲折，赵蔚芝、刘聿鑫师生二人注释的《赵执信诗选》终于在1983年正式出版；1986年，《谈龙录注释》面世；2002年，《赵执信诗集笺注》问世。二人还整理出版了《赵执信全集》，他们梳理文本、校正讹误、注解疑难、追溯源流，为赵执信研究搭建起稳固的文本基础。
2010年七八月间，记者曾先后采访李森文、赵蔚芝、刘聿鑫三位对赵执信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先生。今天，三位先生均已作古，翻看采访笔记，当时的场景恍如昨日。
这一时期，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古籍整理大家章培恒先生，围绕影响赵执信人生轨迹与文学心态的《长生殿》案展开专项考证，撰写了《演〈长生殿〉之祸考》。他在叶德均考据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史料、辨析疑点，对比前人研究成果，调整研究视角，细化考证细节。叶德均侧重史实还原与过程梳理，章培恒侧重疑点辨析与事件考证，二人的研究形成有效互补，丰富了赵执信研究的学术层次。
持续深化
20世纪90年代后，赵执信研究进入全新阶段，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连续举办，各地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不断拓宽，研究深度持续提升，赵执信研究开始走向系统化、规模化、精细化。
1994年5月，全国赵执信学术研讨会在赵执信的家乡博山召开，这是赵执信研究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由地方政府与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联合发起，汇聚了全国清诗研究、赵执信研究领域的众多学者。
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发表了苏州大学清代文学研究大家严迪昌先生的《赵执信论》，从赵执信生平、诗论、诗作三层维度，既解析其峭直孤愤、批判现实的诗风成因，又提炼其“崇真、重意、重世事”的完整诗学体系，明确了赵执信在康雍诗坛承前启后的诗史地位。
严迪昌认为，赵执信堪称“从旧阵营里杀出来”的诗人。他的诗有意有人、有情有味，即使小诗写眼前一小镜头，也清新有致，无拿腔拿调的俗气，在清诗众多诗人中属最少无聊酬应的一家。不堆砌、不僻涩、不枵空、不涂饰，正是赵执信诗的可取之处。 2011年5月，中国·博山·赵执信与清诗学术研讨会在博山召开，这是第二次全国性的赵执信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集结大量优质研究论文，打破地域研究壁垒，整合全国研究力量，赵执信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桓台人陈汝洁先生对赵执信研究的丰硕成果。陈汝洁并非专业学术圈内人士，却数十年潜心赵执信研究，治学态度严谨、研究视角独到、成果质量过硬，学术水准远超诸多常规专业研究。
赵执信一生有两件大事，一是28岁时因国恤期间观演《长生殿》被罢官，二是48岁时著《谈龙录》与王渔洋展开论争。2009年，陈汝洁出版《赵执信研究丛稿》一书，这是赵执信研究史上第一部学术专著。其中，《从〈康熙起居注〉看〈长生殿〉案》《王士禛、赵执信交恶真相考》，利用前人从未引用过的《康熙起居注》中关于《长生殿》的记载，以及新发现的《赵执信与王渔洋信札》，对两件大事作出了深刻细致的考证，考据精细、视角新颖，可以说是赵执信人生两件大事的“定论”。
近几年，陈汝洁将自己刊发的近二十篇论文结集为《赵执信著述新考》。这部尚未正式出版的著作，聚焦赵执信著述考证、文本辨析、思想考辨等问题，有诸多全新发现与独到论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纵观整体研究历程，赵执信研究从最初的零散考据、文本整理，再到全国性学术研讨的接续召开，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清晰的赵执信形象正慢慢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