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意思是说一个人要等到去世，才能对他的一生作出评判。这种评判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呢？在古代，比较直观的是墓表和墓志铭。二者同属丧葬碑志文体，墓志铭埋于墓中，是写给后世发掘者看的，防止年代久远后人不知墓主是谁。墓表则是立于墓前，是让路人、后人看的。
请人写墓表、墓志铭，这是古人很看重的一项托付。撰写者的身份、地位，某种程度上是逝者身份、地位的外在体现。乾隆九年（1744）冬，赵执信走完了他83岁的人生历程。他的墓表由黄叔琳撰文、沈德潜书丹，墓志铭则是汪由敦撰文。这三人都是当世重臣、文坛大家，他们为赵执信“盖棺定论”，足以看出赵执信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北平黄先生评博山赵先生
赵执信的墓表由黄叔琳撰文。要读懂这份特殊的文坛知遇，首先需要了解一下黄叔琳。黄叔琳（1672~1756），字昆圃，顺天府大兴县（今属北京）人，清康雍乾三朝重臣，知名学者、藏书家。他天资卓绝，20岁高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探花，成为清代最年轻的一甲进士之一，入翰林院授编修。这段经历与赵执信颇为相似。黄叔琳师承诗坛盟主王渔洋，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所撰《文心雕龙辑注》《史通训故补》流传后世、享誉学界。
黄叔琳与山东很有缘，曾任山东学政、按察使、布政使，执掌齐鲁文教与地方政务，与山东学者多有来往，赵执信就是其中之一。黄叔琳是朝野公认的一代硕儒重臣，声望极高，天下士人无论识与不识，都尊称他为“北平黄先生”。这样一位身居高位、德望兼备的名家，对归隐半生的赵执信倾心敬重，更能凸显赵执信不靠仕途靠才学和风骨立足文坛的超凡影响力。
为官山东期间，黄叔琳以复兴地方文脉为己任，振兴山东地方学风。恢复荒废百年的青州松林书院，就是他重视山东文教的例证之一。
松林书院始建于北宋，是青州千年文脉地标，元明时期曾一度荒废。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二月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黄叔琳以鸿胪寺少卿提督山东学政。任职期间，重建青州松林书院。赵执信撰写了《重建青州松林书院碑记》，详尽记述了书院的千年沿革、兴衰历程与重建始末。
督学齐鲁、整饬文风、提携士子、勤政爱民，黄叔琳深得山东官民敬重。任山东学政期间，有一年黄叔琳过生日，青州十四邑县令们恳请名望卓著的赵执信执笔撰文为黄叔琳祝寿，赵执信作《寿学使黄昆圃鸿胪序代郡人作》。文中，赵执信以“秋月晴空、秋水霜晓、春风披物、春雨润土”盛赞黄叔琳的品格与德政。
正是基于深厚交集，再加上此前诗文酬赠的惺惺相惜，黄叔琳在赵执信去世后，亲笔为其撰写墓表。在墓表中，黄叔琳回溯、肯定赵执信的诗文成就与高洁风骨，称赞赵执信摒弃浮靡、清逸绝伦，在当世文坛独树一帜。赵执信在《长生殿》案中主动担责，不推诿、不嫁祸于人，黄叔琳予以公允记述，不因其仕途落寞而贬损，反而极力推崇赵执信归隐50年间不攀权贵、潜心著述、仗义济人的君子品行。
一代大家硕果仅存
古人立碑要经撰文、书丹、勒石三道工序。书丹是书家以红色矿物颜料朱砂，在打磨平整的青石碑面上书写碑文。朱砂粉质粘稠、笔画稳固，不会像墨汁那样在光滑石面晕染变形，且红黑对比鲜明，便于石匠镌刻。书丹是决定碑文书韵、留存原貌的关键环节。正因书丹工序重要，古人看重执笔人的身份、名望，这同样也是逝者身份、地位的直观外化。
赵执信墓表由沈德潜书丹。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南长洲（今苏州）人，享年97岁，一生横跨康雍乾三朝。沈德潜早年仕途坎坷，历经十七次乡试失利，直至66岁那年，即乾隆三年（1738）才考中举人，次年以殿试二甲第八名高中进士。
暮年登科的沈德潜，深得乾隆帝赏识器重，官运一路通达。乾隆七年（1742），沈德潜授翰林院编修，此后短短一年内九次升迁。乾隆九年（1744），也就是赵执信离世那一年，沈德潜已稳居清廷文臣核心圈层，成为乾隆时期的文坛领袖。
如此一位手握文坛话语权、身居朝堂高位的重臣、大家，为远离仕途五十多年的赵执信书丹墓表，是赵执信文学实力与人格魅力的最好佐证。
赵执信一生5次寓居苏州，与苏州文人多有交集。他在诗中曾写到过网师园，沈德潜故居就在网师园附近。现存赵执信诗文集中，对沈德潜只字未提,也没有发现他们晤面的记载，但二人有来往却有案可查。
乾隆四年（1739），沈德潜高中己未科进士，恰好与赵执信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科登科相隔整整60年，花甲轮回的科场缘分，让新科进士沈德潜与年近八旬的赵执信遥认同年。沈德潜诗中说“后先己未亦同年”，足以看出赵执信的文坛声望。
沈德潜对赵执信的尊崇并非应酬虚礼，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可，他所作《简赵秋谷先生》二首，专为八十岁的赵执信祝寿而作，诗中有“鲁殿灵光独岿然”一句。赵执信成名很早，寿命很长，到他晚年，和他同时代的文坛名家已凋零殆尽。西汉末年战乱四起，各地宫殿尽数焚毁，唯独鲁地的灵光殿完好留存。后世用鲁殿灵光比喻历经乱世后仅存的德高望重的元老。沈德潜用“鲁殿灵光独岿然”，表达对赵执信的敬重。
沈德潜是继王渔洋之后无可争议的文坛盟主，创立“格调说”，与王渔洋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并称清代四大诗说。
沈德潜诗学尊崇王渔洋的“神韵说”又有发展。他为纠正“神韵说”的偏颇，吸收了赵执信诗学理念中的部分内容，对赵执信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念，沈德潜心知肚明。沈德潜的弟子王鸣盛，对赵执信推崇备至。王鸣盛为赵执信《饴山文集》作序时，称赞赵执信“卓然为一大宗，必传于后无疑”，充分印证了赵执信的影响力。
三重师生渊源
与墓表类似，古人墓志铭的撰写，不仅是逝者生平的简单记述，更是其人身份、名望与影响力的直观印证。赵执信去世后，其子赵庆恳请当朝重臣汪由敦为父亲撰写了墓志铭。
汪由敦（1692~1758），字师茗，号谨堂，祖籍安徽休宁，因家人经商游学江南，寄籍浙江钱塘参加科举。雍正二年（1724），他以二甲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高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这一点，汪由敦与赵执信也有些类似。
汪由敦深得雍正、乾隆两代帝王信任，仕途稳步攀升，历任工部、刑部、吏部尚书，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职军机处参与中枢机务，是乾隆朝辅政大臣之一。除政务之外，他身兼多项文化要职，曾任乡试、会试主考官，三礼馆总裁，《会典》总裁等，执掌清代文教科举要务，与张照、梁诗正、钱陈群、沈德潜并称“五词臣”，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汪由敦书法造诣冠绝当朝，是乾隆时期馆阁体代表人物，参与刊刻《三希堂法帖》。他去世后，乾隆帝还下令汇编其书法，刻成《时晴斋法帖》传世。如此一位身居高位、文名鼎盛的大家，能为赵执信撰写墓志铭，是对赵执信生平成就的肯定。
当然，赵执信与汪由敦是很有渊源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赵执信主持山西乡试，选拔田从典为举人；40年后，田从典主持顺天乡试，汪由敦中举，他算是赵执信的再传门生。赵执信之子赵庆中举人时，主考官恰好又是汪由敦。三重科举传承，汪由敦欣然应允赵庆的恳请。
汪由敦以公允中肯、饱含推崇的笔墨，称赞赵执信在王渔洋主盟文坛、声势滔天的情况下，还能够独树一帜、自立门户。
除文才外，汪由敦更推崇赵执信的人品气节。赵执信性情耿直、刚正不阿，不攀附权贵、不流于世俗，因《长生殿》案仗义担责而罢官。罢官后的50余年，赵执信纵情山水、游历四方，所到之处“冠盖逢迎，乞诗文、法书者坌至”，足见其声名遍天下。
汪由敦身为朝堂重臣，以官方正史级的笔墨，定格了赵执信的文才、气节和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