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关注现实是赵执信贯穿一生的创作特色。在他笔下，如果说水灾、旱灾、蝗灾、雹灾都是天灾的话，那么，强取豪夺、兵匪横行、官逼民反就是人祸了。
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雍正二年（1724），也就是赵执信从59岁到63岁寓居苏州的这四年，是他创作成果最为丰硕的阶段，也是他诗风大变的阶段。这个阶段他创作的《村宿书所闻》《早发蒙阴道中书感》《甿入城行》《猛虎行》《两使君》等一大批纪实讽喻名篇，以白描叙事、象征隐喻、市井对话的笔法，层层拆解康乾盛世下的残酷现实，印证了“苛政猛于虎，赃官凶于狼”的千古至理。
虎狼官吏当道
在传统认知中，地方官吏是一方百姓的庇护者，尤其是康乾盛世，人们可能会认为官员都是清正廉洁、爱民如子的父母官。然而，赵执信寓居江南期间的诗作，让人看到的却是地方官僚贪腐成性、鱼肉百姓的乱象。他们滥用职权，以赈灾理政为幌子，无休止地搜刮压榨底层民众。《两使君》《猛虎行》《木偶人》等诗作，从不同维度刻画了清代官僚群体的腐朽。
《两使君》以苏州、镇江两地知府的鲜明对比，勾勒出当时官场“贤吏难存、贪吏当道”的畸形生态，描写了百姓被层层盘剥的无尽苦楚。诗作借京口老翁与吴地百姓的口述，还原了真实的官场生态。镇江贤良知府勤政爱民、体恤民情，深得百姓爱戴，却莫名遭朝廷撤职查办；苏州知府任职两年毫无惠政，唯有搜刮金钱、盘剥百姓。经年压榨，吴地百姓“泪与髓俱尽”，万般不平无处申诉，只能“万姓吞声暗望天”。一廉一贪、一留一去的强烈反差，深刻印证了当时的官场悖论：勤政爱民者难以立足，贪暴牟利者稳坐高位，底层百姓的福祉从未被朝堂纳入考量。
如果说《两使君》是写实揭露官僚贪腐乱象，那么《猛虎行》则以象征手法，将高阶官吏比作噬人猛虎，强化了对苛政官僚的批判力度。诗中“猛虎”并非山林野兽，而是自京城而来、权势滔天的朝廷高官。他们盘踞姑苏，横行乡里，万千百姓沦为其口中食、囊中物，富庶江南被压榨成赤地荒原。更荒诞的是，朝廷派驻的守军将士形同虚设，武备精良却闭门不出，任由高官恶霸残害生灵，官府的管控职能彻底失效。
《木偶人》则进一步细化官僚群像，刻画了基层官吏尸位素餐、作威作福的众生相。诗人以土木偶像喻世俗官员，这些人身居官位、手握职权，平日里巡游市井，声势煊赫。他们不思勤政为民，只知依仗权势耀武扬威。一旦时局变动、权势倾覆，泥塑官员碎裂一地，木雕官员却贪恋权位、不知悔改，即便遭人唾弃，仍妄图依附权势、东山再起。
从高阶猛虎般的封疆官吏，到庸碌贪婪的基层官僚，赵执信以多层笔触，完整勾勒出康乾盛世吏治崩塌的全貌。正是这群虎狼官吏的竭泽渔利，让盛世沃土沦为人间炼狱。
兵匪交织作乱
吏治腐败是社会乱象的根源，兵匪勾结、官盗扰民则让底层百姓的生存雪上加霜。康乾时期战事频繁、天灾频发，本就困顿的百姓，既要承受天灾的打击，还要承受兵乱、匪患、官扰的多重摧残。赵执信的《村宿书所闻》《早发蒙阴道中书感》等纪实诗作中，以旅途见闻为视角，记录了兵甚于匪、官祸胜天灾的残酷现实，颠覆了河清海晏、国泰民安的盛世说辞。
康熙五十九年（1720）冬，赵执信为避家乡荒旱南下苏州，途经山东新泰夜宿荒村旅店，听闻乡民疾苦，写下《村宿书所闻》一诗，细致记录了天灾过后兵匪肆虐的乡村惨状。当时，山东连年大旱，秋田未耕，冬麦未种，百姓颗粒无收。昔日徂徕山、泰山周边的隐逸胜地，沦为绿林盗匪盘踞的巢穴。深秋时节，盗匪频繁出没劫掠行人，但其劫掠尚有底线，仅针对盐商，不劫掠百姓。反观朝廷官兵，名义上奉命出征追捕盗匪，实则借剿匪之名，四处滋扰乡里。百姓非但无安枕之喜，反而人人自危。
诗人通过乡民之口，道出了沉痛的现实：盗匪只为求生，官兵却为牟利，他们仗着朝廷权威，肆意欺凌手无寸铁的百姓，荒村之中昼夜不宁，连百姓早行谋生的权利都被剥夺。天灾造成的苦难，百姓尚能期盼来年丰收重振生计，而官兵带来的人祸却无穷无尽、无处可逃。
《早发蒙阴道中书感》则将视野从乡村乱象延伸至朝堂军政，揭露军政废弛、权贵逐利、漠视民生的深层弊病。这首诗创作于清廷西征准噶尔、西藏战事未息之际。寒冬腊月的蒙阴山路霜寒叶枯、萧瑟苍凉，诗人旅途中见众多应试举子奔赴考场，更见无数官兵将士征战边疆。朝堂诸公身居高位，追逐功名利禄。他们热衷于军政征伐、仕途钻营，却对天下苍生的疾苦视而不见，对民间的匪患置之不理。正是统治阶层的自私冷漠、尸位素餐，导致兵匪之乱愈演愈烈，天灾人祸层层叠加，让底层社会陷入绝境。
从基层兵匪扰民到朝堂权贵逐利，赵执信层层深挖，揭示出盛世乱象的症结：人祸远胜天灾。
暴政之下觉醒
赵执信看到的社会乱象绝非零星个案，而是系统性治理崩塌的必然结果。《甿入城行》《吴民多》《虎伥行》等诗作，记录了苏州民变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难能可贵的是，赵执信能够站在百姓立场上歌颂民众抗争的正义性。
《甿入城行》是赵执信现实主义诗歌的巅峰之作，记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诗作开篇便刻画了百姓畏官如虎的常态：乡村百姓终岁不敢进城，唯恐遇到县令出行，听闻县令升堂便心生畏惧。县令暴虐成性、贪婪无度，带着全副刑具和一众胥隶下乡催逼赋税。他们对乡民肆意鞭笞，百姓家家带血、户户喊冤，官府依旧苛索无度。绝望之下，百姓奋起反抗，发出“不如却就城中死”的悲壮呐喊。
民众爆发出磅礴力量，一声呼喊、万人响应，平日凶焰滔天的胥隶差役四处散去，作威作福的县令仓皇逃窜。上级知府闻讯赶来，不敢武力镇压，转而以酒食钱财收买民众，试图瓦解抗争。饱受欺压的百姓不为小恩小惠所惑，众志成城冲进县衙，捣毁官署。直至深夜，昔日凶暴的县令才匍匐回城。全诗以鲜明对比，写尽官僚的外强中干与百姓的坚韧勇毅，充分证明民众的抗争绝非作乱滋事，而是暴政压迫下的正义自救。
《吴民多》以凝练笔法，概括了吴地百姓驱逐贪官的民变成果，彰显了暴政必亡的历史规律。吴城民众百万，本该安居乐业、共享太平，却因贪官逐利成性、肆意盘剥，城中百姓终日悲哭。长期的压迫让吴地百姓忍无可忍，最终奋起抗争。当贪官被迫离职，全城欢声鼎沸，昔日悲哭化作沸腾歌声。一哭一歌的鲜明反差，直观展现了苛政之酷和民心向背。
《虎伥行》则从深层剖析暴政体系的帮凶乱象。诗人以民间虎伥传说为喻，指出横行世间的不止猛虎般的高官，更有无数为虎作伥的爪牙。这些胥隶、劣绅、帮凶，自身深受其害，却甘愿谄媚权贵、欺压乡邻。正是主官贪暴、爪牙助虐的黑暗体系，让苛政层层落地、民生步步凋敝，民变成为必然。
赵执信的系列诗作层层递进，从吏治腐败到人祸横行，再到官逼民反，用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人们，盛世下也有民不聊生、黑暗腐朽，苛政和腐败是比猛虎更可怕的人间灾难。
有“诗圣”之称的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作品被称为“诗史”，折射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成都杜甫草堂诗史堂有郭沫若撰写的一副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是公认的对杜甫其人其诗最凝练、最恰切的评价。
赵执信的《猛虎行》《虎伥行》《甿入城行》等一系列诗作，反映了所谓盛世中触目惊心的官僚腐败和民生苦难，是完全可以与“三吏”“三别”相媲美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