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赵执信生于康熙元年（1662），卒于乾隆九年（1744）。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被史学界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乾隆在位60年，他中后期，国库亏空、民生凋敝，清王朝由盛转衰。可以说，赵执信生活在康乾盛世最鼎盛的时候。
盛世又怎么样呢？打开赵执信诗集，水灾、旱灾、蝗灾、雹灾比比皆是。生活在所谓盛世中的百姓，遇到灾年，内无余粮、外无赈济，等待他们的是卖儿鬻女、易子而食。
还有比活活饿死、人吃人更无奈、更痛心的人间悲剧吗？不同于多数封建文人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创作，赵执信直面现实，以白描手法真实还原了底层民众饱受天灾、叠加人祸的深重苦难，为后世研究清代社会生活留下了珍贵的文学佐证。
春暖花开你来游山玩水，现在发大水了你咋不来看看？
在赵执信生活的年代，因大雨、溃堤而导致的水患，对百姓生产生活危害很大。赵执信游历南北，记录了不同年份、不同地域的水灾。他的《大堤叹》《碧波行》《诅雨师》等作品，从黄河两岸到高邮湖畔，从灾情描写到弊病剖析，勾勒出了水患下的人间百态，字里行间是对底层灾民的深切悲悯和对社会时弊的冷峻审视。
康熙三十五年（1696）秋，赵执信南游途经徐州，恰逢黄河暴涨、大堤溃决，他作七言古诗《大堤叹》，记录下这场惊心动魄的洪灾。滔滔黄河水裹挟着泥沙向东奔涌，吞噬了沿岸的土地、民居，天地间一片苍茫。这首诗如实还原了黄河水患的惨烈图景，反映了底层百姓的苦难挣扎，折射出河工治理的疏漏，尽显现实主义诗歌的厚重底色。
康熙四十四年（1705）秋，赵执信再度南游，途经江苏高邮，亲历高邮湖水灾，写下《碧波行》。相较于《大堤叹》的灾情写实，《碧波行》的批判锋芒更为尖锐。诗中描述泛滥的洪水吞没了房屋、吞没了村庄，无家可归的灾民聚集在高出水面的狭长堤岸上，人挤人、脚挨脚。一个洪峰涌来，那点露出水面的堤岸仿佛摇摇晃晃要坠到水中。人们在岸上哀嚎、痛哭，心里就像眼前无边的洪水一样，看不到一点生的希望。这首长诗的最后，赵执信这样写道:“翠华春日此徘徊，何不却趁清秋来？”意思是说:“春暖花开的时节，你来这里游山玩水流连忘返，现在发大水了，老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你怎么不来看看？！”
赵执信在质问谁呢？检《清史稿·圣祖本纪》，这年春天，康熙帝南巡曾在此驻留。赵执信质问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朝天子。他一针见血戳中了最高统治者耽于游乐、漠视民艰的本质，将水灾悲剧从单纯的天灾延伸到治理缺位，让诗作的格局与深度瞬间升华。
时光流转至雍正五年（1727）秋，赵执信的家乡颜神镇一场旷日持久的淫雨袭来，他和乡亲们饱受久雨洪涝之苦，有感而发创作《诅雨师》。上天怜悯人间干旱，令雨师行云布雨，可执掌降雨的雨师却滥用职权，原本润物救荒的甘霖，变为肆虐的洪水。诗人身居山间茅屋，尚且移床避水、悬釜度日，寻常百姓的苦难更是不堪设想。全诗以雨师比喻封建官吏，刻画了官场中手握权柄肆意祸乱民生的庸官劣吏形象。
从《大堤叹》的写实悯民，到《碧波行》的讽谏朝堂，再到《诅雨师》的针砭吏治，赵执信以诗人的敏锐视角记录水患灾情，全方位勾勒出封建社会洪灾下的民生困境。
踩水车抗旱挥汗如雨，农民希望汗水也能流到田里去
除了水灾，旱灾也是百姓生活的一大威胁。赵执信曾作《纪旱》《祷雨坛》《后祷雨坛》《水车怨》《久旱》等系列诗作，留存了一份真实鲜活的荒年民生档案。
康熙六十年（1721）盛夏，赵执信寓居苏州，亲历江南先涝后旱的反常天气，写下五言长诗《纪旱》。故乡山东连年荒旱，百姓为求活路，纷纷背井离乡奔赴江南，不料江南气候失常。残冬时节河水冰封堵塞，暮春之时大雪压垮屋舍，初夏本是田间劳作的好时节，却逢连绵暴雨，蔬菜、庄稼都烂在地里。农民趁着雨歇间隙补种稻秧，盼着青苗成长，可天道无常，转瞬之间旱魔降临。
三伏酷暑，烈日当空，无风无雨，草木枯萎，良田一片光秃秃。面对如此旱灾，地方官束手无策，只能依附方士祈求老天降雨，终究徒劳无功。
第二年旱情持续，农耕陷入绝境，赵执信接连创作《祷雨坛》《后祷雨坛》《水车怨》三首诗，从官场荒诞、民间挣扎两个视角，写出了旱灾之下的人间百态。百姓求生无门，官府寄望于神道，荒唐的祷雨闹剧轮番上演。《祷雨坛》记录了首轮祷雨的荒诞场景。烈日当空，赤地千里，苏州知府跪拜在祷雨坛下，道士登坛作法，说三日之内必有大雨，可日复一日滴雨不降。
为求雨，民间盛行各类迷信活动，妇人彻夜点灯祈福，高僧破戒杀狗祭天。赵执信作《后祷雨坛》，续写了同年盛夏祷雨的闹剧。地方官请来得道真人之子登台祈雨，耗费民力修筑百尺高坛，全城百姓斋戒断荤，屠户停业祝祷，高官匍匐坛前，可旱情丝毫未减。
相较于官场的闹剧，《水车怨》则将笔触聚焦底层百姓的求生挣扎。大旱之下，江南儿女昼夜劳作，水车吱吱作响，农民挥汗如雨，恨不得汗水都流到田里去。诗人驻足田畔，满心悲悯却无可奈何。
雍正元年（1723）秋，旱灾依旧，赵执信作《久旱》一诗，为这场跨越三年的大旱写下沉痛收尾。自五月底直至九月深秋，数月之间天上无云无雷，地上水泽枯竭。天地无情、苍生多难，全诗总结了数年旱灾的深重创伤，道尽灾年民生凋敝的悲惨境遇。
在记录江南旱情的同时，赵执信始终牵挂着家乡灾情。康熙四十四年（1705）秋，他南游苏州所作《小舟沿葑溪至李菜嵩煦使君别业，对饮话旧，知王南村亦客此二首》，诗中自注“山左比岁大饥，人相食”。山东连年旱灾，灾情远比江南惨烈，饥饿的百姓流离失所、易子而食，字字血泪，句句悲凉。
蝗虫啊蝗虫
告诉你们两个好去处
抗战期间，国民党汤恩伯部数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中西部。本应抵御日军，但部队军纪败坏，给当地民众带来沉重负担。再加上汛期黄河泛滥、枯水季经常大旱，还有大规模蝗灾，百姓苦不堪言，把这四样灾害统称为“水、旱、蝗、汤”。赵执信笔下，除了水灾、旱灾，关于蝗灾的记述同样触目惊心。
康熙三十年（1691）夏，赵执信创作了《纪蝗》《后纪蝗》，记录的是诗人亲历的家乡蝗灾。《丹阳舟中见蝗飞蔽天，为口号二首》创作于雍正二年（1724）初夏，是其晚年游历江南途经丹阳时的见闻。
《纪蝗》写蝗灾让人虚惊一场，民间与官场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心态。乡里百姓纷纷凑钱祭祀，将蝗灾没有过境视作吉兆；地方官吏则借机邀功，将此番侥幸归为朝廷恩泽浩荡、为官政绩卓著。赵执信保持着清醒的认知与深沉的忧虑，他一针见血道破真相：这次蝗虫没来，不是神灵庇佑，不是吏治清明，只是还没到时候，等蝗虫饥饿了，必将扑向四方农田，或许一场更大的蝗灾正在路上。
果然不出所料，群蝗真的来了，沙沙作响，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庄稼甚至树叶都被啃食干净，百姓陷入颗粒无收的绝境。赵执信在《后纪蝗》一诗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蝗乎！蝗乎！且莫殚我谷，告尔善地栖尔族：一为催科大吏堂，一为长安贵人屋。”意思是说：“蝗虫啊蝗虫，别把我的庄稼全都啃光，告诉你们两个栖身的好地方，一处是催收赋税的大官厅堂，一处是京城权贵的豪华住宅。”这看似荒诞的劝蝗之语，实则是对世道不公的沉痛控诉。底层百姓终年劳作，一场蝗灾便收成尽失。催缴赋税的官吏厅堂、京城权贵的府邸之中，却囤积着很多粮食，吃也吃不完。赵执信以极致的对比、辛辣的反讽，将权贵奢靡与百姓疾苦直观呈现，揭示了封建社会百姓在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下的深重苦难。
《纪蝗》《后纪蝗》《丹阳舟中见蝗飞蔽天，为口号二首》等诗，赵执信从家乡写到江南，从一方乡土的局部灾难，延伸为天下苍生的共同苦难。这不仅是自然灾害的真实记录，更是底层百姓苦难生活的缩影，是封建社会阶层不公与吏治弊端的深刻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