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雍正二年（1724），63岁的赵执信结束在苏州四年的寓居生活，暮冬时节回到家乡颜神镇，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远游。第二年夏，赵执信修葺祖上留下来的已经荒废的别墅因园，盖了三间茅屋，打算在此安享晚年。
此后19年，赵执信的确一直生活在因园，直到83岁去世。这19年，他却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先是接连两次家难，后又双目失明，还承受着老来丧子、丧女之痛。
赵执信晚年作《原山狼》《獍去谣》。这是两篇寓言作品，一文一诗，分别以狼、獍两种贪婪恶兽为喻，暗含挞伐、针砭之意。赵执信研究专家陈汝洁考证证实，这两篇作品是赵执信两次家难的寄情之作，映照出他遭遇背叛、诬陷后的悲愤、失望与孤寂心境。
《原山狼》藏家族隐痛
赵执信将在因园修建的三间茅屋命名为磺庵，他晚年在这里创作的诗歌结为《磺庵集》。赵执信在《磺庵集自序》中说：“方理旧落，未暇吟咏，而萧墙难起，受侮弥年。”
文中“萧墙难起”是指兄弟间发生了严重纠纷。赵执信兄弟五人，他居长，其他依次为执谷、执蒲、执黄、执绥。赵执信是与哪个兄弟发生了严重纠纷呢？雍正三年（1725）六月二十六日，他在致友人罗廷璋信札的附语中说：“蒲弟遂与我绝矣，不忍言，不忍言。”可见，赵执信的第一次家难是发生在他和三弟赵执蒲之间。
赵执信与三弟赵执蒲不睦由来已久。早在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赵执信所写《养病山庄自赠》一诗中就有“门户矧多虞，氛垢日以积”之句，即兄弟之间积怨已深。稍后所作《悼修竹》中有“主人犹自矜风调，不惜荆花惜柳枝”之句，说自己已疏淡兄弟之情。康熙五十九年（1720），赵执信动身南游苏州时所写《仲冬携家南发》中也说“多故厌家山”，这些都表明兄弟之间的矛盾很深。雍正二年（1724）冬，赵执信自苏州返回家乡，兄弟间的矛盾终于大爆发。
这场家难的核心矛盾为家族田产之争，争的是赵执信祖父赵双美遗留的四十亩田地，其中三弟赵执蒲态度最为决绝，与赵执信断绝往来。赵执信在《祭长儿愚文》中痛斥家族乱象：“今之兄弟，不如路人，横相凌而潜相欺也。”就是说至亲骨肉相互欺凌、暗中算计，还不如陌生人。
为平息纷争、保全祖祠，赵执信选择妥协退让。他自出四百两银子，分给同族宗亲，将四十亩祖田划归祖祠，定为祭田，永久用于宗族祭祀。即便如此，这场纷争依旧惊动了官府。官吏不辩是非、偏袒纵容，直至雍正五年（1727），这场持续两年的宗族风波才算平息。
雍正十年（1732），71岁的赵执信写下他文集中唯一一篇寓言散文《原山狼》。这篇寓言讲的是博山原山有一处洞穴，被一匹丑陋、污秽的恶狼占据。恶狼能模仿孩童啼哭、寡妇悲泣、冤鬼哀嚎，震慑周边鸟兽。一只狡黠的狐狸刻意谄媚，尊狼为山中之王，助长恶狼气焰。
后来，狐狸怂恿恶狼入城，恶狼闯入官吏居所。时任益都县令生性怯懦，见狼惊惧不已，备好酒肉恭敬侍奉，官吏的纵容谄媚让恶狼肆无忌惮。有一个道士心怀大义，作檄文祷告神明，天降雷电夷平狼穴，恶狼失去栖身之所，仓皇逃窜。
赵执信用恶狼隐喻贪图祖产、背亲忘本的同族族人，狐狸是指趋炎附势、搬弄是非的小人，而怯懦谄媚的官吏，正是偏袒恶人的益都县令吴鼎。狼依仗巢穴作恶，文末慨叹土地不可轻易借予恶狼，这是对祖产纷争的沉痛反思。
《獍去谣》抒蒙冤悲愤
宗族田产风波平息未久，第二场家难骤然降临，这场劫难更为凶险，几乎将赵执信推入牢狱深渊。雍正八年（1730），70岁的赵执信遭遇恶意诬告，卷入人命官司，历经半年多波折，几番跌宕起伏，最终才得以洗清冤屈。
相较于骨肉相争的精神折磨，这场人为构陷的官司，让赵执信直面官场黑暗、官吏贪腐，他内心更加悲愤。
此次劫难起因于恶亲行凶伤人。该恶亲杀害赵执信侄孙的仆役，为逃脱罪责，刻意颠倒黑白，诬陷赵执信蓄意谋夺他人财物，以此洗脱自身罪名。为确保诬告得逞，行凶之人暗中向益都县令王崧行贿，贪腐的王崧收受贿赂后，偏袒恶人、捏造供词，将虚假案情上报上级官府。案情形势岌岌可危，赵执信随时可能蒙受不白之冤，身陷牢狱之灾。
就在案情严重危及到赵执信之际，受贿的益都县令王崧因其他事由被罢免，恶亲的阴谋受阻。官府更迭官员后，新任县令接手此案，却处事犹豫、首鼠两端，迟迟不肯下定论断。为厘清案情，赵执信派儿子前往青州府当堂对质，反复举证辩驳，可官吏推诿拖延，案件悬而未决。半年的讼狱纠缠，让赵执信身心俱疲。直至当年九月二十六日，官府重新开庭审讯，案情真相大白，县令推翻此前虚假供词，判定告发者蓄意诬告，元凶认罪伏法，这场纠缠半年的人命官司终于尘埃落定。
劫难落幕，满心愤懑的赵执信难以平复心绪。雍正九年（1731）四月，他写下寓言诗作《獍去谣》。獍是古代神话中的恶兽，形似虎豹，生性凶残，出生便会反噬生母，象征无情无义、贪婪歹毒之人。赵执信以獍为喻，直指贪赃枉法、构陷良善的县令王崧，用直白犀利的笔墨，将贪官污吏比作嗜血恶兽，刻画其压榨百姓、横行霸道的狰狞面目。
赵执信诘问苍天，痛斥獍兽不如马狗。结尾处以“獍乎獍乎长去休，慎莫更向轩辕郊外游”的祈愿，诅咒贪腐恶吏赶快离开，别再祸害一方百姓。
相较于《原山狼》的隐晦含蓄，《獍去谣》的批判力度更为猛烈、尖锐。如果说《原山狼》是对宗族至亲背叛的失望、惋惜，那么《獍去谣》便是对官场黑暗、官吏贪腐的厉声控诉。
一狼一獍
写尽世间险恶
雍正三年（1725）至雍正八年（1730）的两次家难，是赵执信晚年经历的两件大事。他多次在诗文中提及，可见两次家难给他造成了很深的内心创伤。
在生活状态层面，两次家难改变了赵执信的归隐节奏与处世态度。归乡之初，他修缮园林、整治居所，用心打理故土产业，渴望融入宗族，安居乡土，保持着对生活的热忱期许。田产纷争爆发后，三弟决裂、同族反目，让他看透宗族亲情的淡薄，自此有意疏远族人，隔绝世俗往来。人命官司过后，赵执信对官吏失去信任，不再涉足公门，不涉世俗纷争，常年隐居因园，潜心著书、静观世事。他固守一方园林，摒弃早年洒脱外放的生活方式，转为沉静内敛、避世独居，在孤寂清幽的环境中消磨余生。
在思想心境层面，接连的厄难让赵执信的心态从闲适恬淡转向悲愤沉郁。他数次提及家难却多一笔带过，他不愿复盘伤痛，也忌惮官场势力，避免无端灾祸。苦难磨平了赵执信的锐气，却未磨灭他的风骨，反倒让他坚守本心，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在文学创作层面，两场家难丰富了赵执信的创作，催生出别开生面的寓言作品，尤以《原山狼》最为突出。中国古典文学中，“狼”是经典反面意象。前人写狼，大多写狼凶残狡诈、反噬恩人等本性，多用以批判个人品行败坏。赵执信的《原山狼》在题材上实现了艺术创新。原山狼虚荣、怯懦、嚣张、外强中干，得势时狂妄跋扈，失穴后萎靡凄切，人性化特征明显，更贴合现实中虚伪贪婪、依仗靠山作恶的小人形象。《原山狼》增设黠狐、庸吏、乡众、道士等多重角色，形成“狐媚—吏纵—狼恶—众惧”的完整社会乱象链条，讽刺范围从单一恶人扩展至谄媚小人、昏聩官吏等，社会批判广度远超前代狼题材作品。赵执信借狼赖穴而存、失穴而败的设定，紧扣自身田产家难，点明“地固不可以假狼哉”的感慨，隐喻宗族资产不可放任贪婪之徒侵占。
纵观赵执信的晚年人生，两次家难是苦难也是淬炼。他在苦难中隐忍，在压抑中坚守，以文字留存时代缩影，以风骨彰显文人气节，为后世留下了具有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