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荣伟
1977年，在那个农民劳动报酬普遍以“工分”计算的年代，人们一般把外出做工挣钱的人称为“临时工”。未曾料到，一段青涩打拼的“临时工”经历，日后竟成为我镌刻于心、终生难忘的青春印记。
记得当年7月16日，我从淄川区西河高中毕业。那时，高考制度尚未恢复，农家子弟的出路寥寥无几。早在毕业前夕，父亲便托付同事马家顺叔叔，为我谋得了一份临时工差事：远赴三十里外的口头公社，跟随粮食局建筑队，在口头粮管所的建筑工地上干活，做一名基建小工，日工资1.37元。
拿到毕业证的第二天，我便打包好铺盖等随身物品，骑着父亲那辆老旧斑驳、除了铃铛不响其余处处作响的“大金鹿”牌自行车，迎着清晨的薄雾，独自奔赴工地。
口头粮库位于太河水库的上游，当时水库已经蓄水，老粮库濒临被淹，必须迁址高地另建一处新粮库。建筑队长叫闫相沛，年过半百，身形高挑，脊背微驼，沉默寡言却待人谦和宽厚。见过面后，他让我先去找负责给工地做饭的周大嫂，安顿好食宿再上工。
周大嫂四十多岁，性格爽朗热忱，眉眼间总挂着和善的笑意。她领着我走到一处高大空旷的粮库旁，告诉我这就是住宿的地方。整个建筑队有三十多人，其中公社驻地村里的就有十几人。这是一座闲置粮库，数十米长的空旷房间里，南北墙面仅有四个用于存粮通风的小窗户。屋里没有床铺，更没有桌子，二十多个地铺分列两排，每人一床简易草垫，铺上被褥，便是夜里的安身之所。我挨着其中一排，铺好草垫和被褥，总算安顿好了自己的“新家”。
正式上工后，我被安排为年近七旬的闫德润老师傅打下手。老人忠厚淳朴，性情温和，从不对人高声说话，手把手地教我按比例调配砂浆。自幼生长在农村，我对农活不算生疏，可当年才十七岁，身材单薄瘦弱，挥锨和泥、搬砖运料，一天劳作下来，浑身酸痛乏力，疲惫浸透筋骨。
口头公社地处淄川东南山区，是当年淄川区乃至全市最为落后的农村之一。每当夜幕降临，整个公社驻地便陷入一片漆黑，村民们为节省电费，极少亮灯，更没有其他娱乐活动。每日晚饭后，我们便结伴走到粮库旁的淄河岸边，搬块石头坐在垂柳树下闲谈散心，借着河畔的晚风，消解整日劳作的疲惫。
夜色渐沉，众人回到大通铺宿舍。熄灯以后，稍稍翻身，身下的草垫便簌簌作响。屋内打鼾声、磨牙声、梦呓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二十多个壮年男子同吃同住，时值盛夏，大家沾灰带汗，难得洗澡，既没有风扇，通风又不畅，汗味、烟味和各种体味混杂交织，闷热、憋闷得令人辗转难眠。身体的疲惫已然到了极致，内心更是百感交集。十七岁的年纪，第一次远离故土、辞别双亲，栖身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心底藏着初涉世事的懵懂与忐忑，也憋着一股直面艰辛、咬牙坚持的倔强。
住的是大通铺，吃的是大锅菜。工地食堂仅是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平房，两口大锅与蒸笼几乎占满了大半空间。伙食简单又实在：五分钱一个白面馒头，一毛钱能打一份大锅烩菜。家境拮据的工友，为了省钱，从家里自带粗粮煎饼，就着一分钱一碟的辣疙瘩咸菜、两分钱一碗的稀饭，也能勉强饱腹度日。
这份工作，我一干就是三个月。1977年10月底，我从报纸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改变命运的曙光骤然照进心底，我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我便向闫队长请假，决意返乡备考，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这来之不易的人生转机。
1978年，我来到了大明湖畔，考上了山东省商业学校。
三个月的务工时光，虽然短暂，却在我心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那段“临时工”岁月，那份少年青涩里藏着的坚韧，清贫日子里守着的踏实，早已深深沉淀在心底，成为我一生最珍贵、最滚烫的青春底色。如今，半个世纪快要过去，回望来路，我依然感慨万千：自己曾是农村外出务工者中的一员，用汗水见证了鲁中大地最初的时代滚烫，也珍藏着一段独属于淄川、独属于1977年，再也无法复刻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