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执信曾说“前身自笑是吴儿”。吴，是以苏州为核心的区域。赵执信有个深深的苏州情结，以至他认为自己的前身就是个苏州人。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秋南游第一次经停苏州，到雍正二年（1724）最后一次离开苏州，赵执信一生共五次到访过这座城市，最后一次竟在那里住了四年。
苏州无疑是赵执信一生中客居时间最长的地方。他最有代表性的诗文、诗论，最重要的师长、友人，几乎都与苏州有关。赵执信晚年作《怀旧集》追忆平生故人，在写到苏州友人顾小谢时，他说：“余客吴门，必主其家。”意思是说，我每次到苏州，都会去顾小谢家，就像他家的主人一样。可见二人超越寻常的深厚情谊。
顾小谢是个什么样的人？除了赵执信的记载和同时代文人的零星唱和，今天能见到的有关顾小谢的文献资料很少。记者翻检苏州有关地方志，又赴清代文学研究重镇苏州大学采访，都没有获得多少有价值的信息。根据赵执信的记载，顾小谢的确是个传奇人物。
苏州奇人，交好赵执信
目前能看到的关于顾小谢的生平事迹，最详实的记载莫过于赵执信《怀旧集》中为他作的小传。赵执信不愧一代大家，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了一个鲜活立体、呼之欲出的奇人形象。
顾小谢是苏州人，赵执信开篇便说他“少有才辨，能为捭阖言”。在那个文人多以科举为毕生追求的时代，顾小谢却摒弃了世俗的功利追求，选择了一条更自由也更艰难的游幕之路。他游走于南北各地官员之间，为他们出谋划策、处理文书。
顾小谢骨子里有一种孤傲和倔强，一旦与所辅佐的官员在理念上出现分歧，哪怕只是稍有不合心意，他便毫不犹豫转身离去。这种随性让他常年辗转漂泊，居无定所，生活时常陷入困顿。即便如此，他也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着文人的气节。这是他吸引赵执信的重要原因。
顾小谢不仅有着洒脱的人生态度，更有着深厚的诗学造诣。他反对刻意雕琢辞藻，推崇比兴手法，强调诗歌应寄托作者的真情实感。这种诗学主张与赵执信的理念不谋而合，也为二人相知相交奠定了基础。
赵执信是在京城任职期间与顾小谢相识的。当时已是中年的顾小谢家境贫寒，来到京城，投奔在翰林院任职的侄子生活。他的侄子有些文采，但在顾小谢眼里却不值得一提。每次看到侄子的作品，顾小谢都会毫不留情地唾骂：“你们翰林院这帮人有识字的吗？”他侄子被骂得苦不堪言，遍寻当时文坛名家的作品，一一呈给顾小谢评阅，可他依旧骂不绝口，即便是诗坛盟主王渔洋的作品，他也看不上眼。
就在这时，顾小谢偶然读到了赵执信的诗作，立即被诗中的真情实感和独到见解打动，他转头对侄子说：“也就是这一个人会写诗，可你又理解不了，我也没办法。”随后，顾小谢登门拜访赵执信，二人一见如故，从诗学理念谈到人生理想，从禅观感悟谈到世俗百态，他们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
顾小谢在京城本来囊无一钱，生活困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数年后，他忽然携十万银两回到苏州，从一个囊空如洗的平民，变成了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回到苏州后，他买田宅、构池亭，修建了一处颇具规模的园林，俨然成了富贵人家。顾小谢常常周济故旧、体恤贫弱，凡是有才华、有风骨的文人墨客前来拜访，他都热情款待，倾囊相助。赵执信罢官后每次到访苏州，都会去顾小谢家。顾小谢去世后，他的家庭很快随之败落了。
知己相伴，论诗明志
赵执信与顾小谢超越寻常朋友的情谊，原因在于他们诗学理念的高度契合。顾小谢所著《唐律消夏录》是他诗学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赵执信诗学共鸣的重要载体。
《唐律消夏录》成书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全书选评唐人五律，共收录51家诗人的156首诗作，每首诗都有顾小谢的圈点与评论，卷首的自序对当时诗坛的诸多弊端进行了尖锐抨击。自序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王渔洋，但字里行间却直指王渔洋的“神韵说”。当然，在赵执信看来，顾小谢对王渔洋的批评，只是触及了表面问题，没有指出王渔洋诗论的根本弊端，也不足以对王渔洋造成真正“伤害”。
赵执信在《谈龙录》中记载了与顾小谢论诗的具体细节。顾小谢论诗时，常常举杜甫的《过何将军园林》组诗。杜甫的这十五首组诗，每一首都围绕“过何将军园林”这一主题展开，或写景、或抒情、或叙事，立意连贯，层次分明。顾小谢认为，同一主题的多首诗作，必须立意统一、条理清晰，前后呼应，不能杂乱无章、毫无逻辑。杜甫的这一组诗是学习的典范。赵执信后来多次提及顾小谢的诗学观点，这些观点成为他批驳王渔洋“神韵说”的重要助力。
除了诗学交流，赵执信还记载了顾小谢的多位家人，其中包括他的儿子顾全。顾小谢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当时他的儿子顾全尚未出生，是个遗腹子。顾全出生不久，便由顾小谢的好友杨宾收为义子。赵执信始终牵挂着顾全，将他视为自己的亲侄子一般。
康熙六十年（1721），顾全已十七八岁，眉宇间颇有顾小谢的影子，客居苏州的赵执信特意作《赠顾小谢之子》一诗相赠。诗中追忆了自己与顾小谢在京城结交、相伴相知的往事，也写出了对顾全的牵挂与责任。诗中“行年近《文赋》，学语避家鸡。赤骥非凡种，无轻万里蹄”几句，称赞顾全才华出众，年纪轻轻便颇具文采。赵执信希望顾全将来能有所成就，像他父亲顾小谢那样，成为一名有才华、有风骨的文人。
酒后失言惹祸端
赵执信《谈龙录》中记载：“余曾被酒于吴门亡友顾小谢宅，漏言及此，坐客适有入都者，谒司寇，遂以告也。斯则致疏之始耳。”这里的“司寇”即指王渔洋，而“漏言”的具体内容，便是赵执信在顾小谢家饮酒时，直言不讳地批评王渔洋的诗作。
当时在座的客人中，恰好有一位即将前往京城的。据清人笔记《茶馀客话》《郎潜纪闻二笔》记载，这位将赵执信的话传至王渔洋耳中的坐客，便是当时的江苏巡抚宋荦。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自署绵津山人、沧浪寓公等，河南商丘人，出身于显赫的官宦世家。宋荦是当时文坛、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曾任山东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后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康熙三十一年（1692）夏调任江苏巡抚，任职长达十四年。
江苏自古为江南重地，是康熙南巡时必经的驻跸之地。宋荦能在江苏巡抚任上一干就是十四年，足以看出他深受康熙帝的信任。在任期间，宋荦三遇康熙南巡，每次都是他亲自参与接驾，悉心安排，深得康熙欢心。
康熙中叶，王渔洋已是诗坛盟主，声望极高。宋荦与王渔洋同龄，又同为重要官员。当时受王渔洋影响相互唱和的有十位著名诗人，合称“金台十子”。他们是“神韵说”风靡天下时，王渔洋阵营的骨干力量。宋荦名列“金台十子”之首，想借王渔洋的声望，抬高自己的地位。他特意将自己的诗作与王渔洋的诗作合刻成册，命名为《渔洋绵津合刻》，以此彰显自己的诗学造诣，营造“王、宋齐名”的印象。
赵执信罢官南游途经苏州时，宋荦为了炫耀自己的诗名，将自己与王渔洋的合刻诗集赠送给赵执信。赵执信向来看不上这种刻意攀附、抬高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王渔洋的《渔洋诗钞》恭敬地收下，宋荦的诗作原封不动退还。这份直白的拒绝让宋荦颜面尽失，也让他对赵执信“衔之刺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执信在顾小谢家的酒后失言，被宋荦传到了王渔洋耳中，王渔洋大为不满。从此，赵执信与王渔洋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从最初的诗学分歧，演变为个人恩怨，最终成为清初诗坛的一桩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