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赵执信的《谈龙录》问世两年后，即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王渔洋就在新城（今桓台）家中病逝了。听说王渔洋去世，赵执信放下多年的隔阂和恩怨赶往新城，在王渔洋灵前痛哭流涕，哽咽说道：“典型杳矣！”但这里面究竟有多少诚意呢？
关于二人的诗歌诗论，《四库全书总目》有一段非常出名的“平心而论”，大意是，王渔洋以诗歌意境缥缈空灵为核心主张，赵执信以诗歌思路深刻峭拔为主要特色。王渔洋的诗歌格局比赵执信更为开阔，但弊端在于内容肤浅空泛；赵执信的才华笔力比王渔洋更为锐利，但他的追随者创作的诗歌却有纤巧琐碎的弊病。如果让两人互相弥补各自的短处，就能各自彰显自身的长处，实在不必因为偏爱其中一方而排斥另一方，就像不能因为偏爱甜味而忌讳辣味、喜爱红色而否定白色一样。
这段话显然是有辩证思想的，是非常中肯、非常恰切的。今天，王渔洋、赵执信两位先贤早已远去，我们完全能够心平气和地多一些“平心而论”。
经历地位不同 诗风旨趣各异
我们经常用“双子星”来指代势均力敌、伯仲难分的两个杰出人物。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淄博人，就无限度地誉扬淄博这片土地上的先贤。平心而论，无论诗歌还是诗论，能在整个清代诗坛并称“双子星”的，王渔洋、赵执信当之无愧。
如今，两位先贤早已湮没在历史烟尘中，我们无需再纠结于二人的私人嫌隙，更不必固守偏颇的门户之见，而是应以超脱的视角、平和的心态，回溯他们的人生轨迹、诗学主张和创作成就。王渔洋与赵执信的诗学分歧，主要原因在于二人不同的人生经历、社会地位与处世心境，是仕途顺逆、身份尊卑、时代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王渔洋的一生，多半时光是在顺境中从容前行。他24岁便在大明湖畔写的惊艳文坛的《秋柳四首》，开篇写道“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白下即南京。王渔洋以济南秋柳牵系南明故都，暗藏深沉的故国之思，足见他并非不懂诗歌映照现实的真谛。此后他仕途顺遂，一路官至刑部尚书，四海宗盟五十年，成为清初诗坛毋庸置疑的领袖。王渔洋身处清代统治日渐稳固的时期，面对文字狱渐起的文坛高压，中年以后，他已不是那个敢抒故国之思的热血青年，而是身居高位、深谙生存之道的朝堂重臣。
王渔洋倡导“神韵说”，追求缥缈空灵、含蓄蕴藉的意境，看似是脱离现实的审美理念，实则是时代裹挟下的生存智慧和艺术选择。据说直到晚年，王渔洋仍担忧早年创作的《秋柳四首》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份忌惮，正是他转向神韵诗风的最好注脚。
赵执信对王渔洋“诗中无人”的批评，其实是有宦海心境隔阂因素的。他批评王渔洋奉使南海时所作“万里从兹始，孤怀谁与论”“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等句，故作穷愁之语，有违真情实感，但他忽略了此时王渔洋的一些具体境况。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蒋寅老师曾有过详尽的分析。当时王渔洋已51岁，出使南海前他接连遭遇亲朋离世、子息夭殇的悲痛，父亲的健康状况也牵动他的心神，所谓羁旅之悲、穷途之叹，是长年宦海沉浮、内心忧思的真实流露，也是宽慰老友的真情表达。28岁便罢官的赵执信，难以体会久处宦海者的复杂心境。他的批评虽切中神韵诗风的弊端，却也带着年少轻狂的片面和苛刻。
王渔洋和赵执信的诗风差异，本质上是“在朝”与“在野”的身份对立，是顺境与逆境的心境分野。他们的诗学主张，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只是不同人生境遇的艺术投射，是在时代压力下，两种不同的生存与创作选择。
摒弃门户之见 才能持平公论
王渔洋与赵执信的诗学之争，在清初文坛引发轩然大波。随着时间推移，后世学人逐渐跳出立场偏见，以客观理性的视角审视二人成就。我们今天看到的通行的《饴山诗集》中，有卢见曾、彭启丰作的两篇序言，都是写于赵执信去世后。他们评析王、赵之争的论述，多了一些理性和客观。
彭启丰是苏州人，雍正五年（1727）状元，《四库全书》校勘重臣，学识渊博，鉴赏力超群。乾隆三十七年（1772），赵执信的孙子赵頵请彭启丰为祖父所作《饴山诗集》作序，此时距赵执信去世已过去28年。在序中，彭启丰既不贬损王渔洋，也不偏袒赵执信。
为了让诗风差异更直观，彭启丰以《楚辞》名句为喻，将王渔洋诗比作“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尽显神韵诗的空灵雅致、温润华美；将赵执信诗比作“桂棹兮兰柑，斲冰兮积雪”，尽显其诗的雄健清峭、锋芒毕露。彭启丰进而指出，自然万物本就千姿百态，岁有春秋、日有寒暖、月有晦朔，造物从不厚此薄彼。王、赵二人诗风迥异，但都是艺术瑰宝，强行分高下、辨是非，实属偏颇。同时，彭启丰也客观地指出，二人之争多聚焦于诗法、意境等表层，未触及诗歌“通天命、察人伦、明庶物”的核心宗旨，虽各有建树，却也各有遗憾。
卢见曾是德州人，他的会试座主田从典，是赵执信主持康熙二十三年（1684）山西乡试时所取举人，也就是说，卢见曾是赵执信门生的门生。卢见曾《饴山诗集序》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距赵执信去世已过去十年。卢见曾自幼服膺赵执信诗论，却并未因此贬低王渔洋。他直言王渔洋开创神韵诗风，引领清初诗坛走向，功不可没；而赵执信诗作雄健峭拔，自写性真、力去浮靡，同样是诗坛巨匠。
卢见曾、彭启丰的持平之论，为后世评价王、赵二人奠定了客观基调。
多些谦和包容
少些意气用事
王渔洋以宽厚雅量折服文坛，赵执信以才气锐气独树一帜。评判二人的诗歌成就，不仅要剖析诗风与境遇，更要观照他们的人格品性。
王渔洋的雅量是其人格魅力的核心，也是他能主盟诗坛半世纪的关键。他谦和包容、礼贤下士，尤其对年轻人的提携奖掖更是不遗余力。《四库全书总目》称赞王渔洋“能不自讳所短”，面对他人批评，能正视自身肤廓之弊，不遮掩、不推诿。其实，王渔洋从内心是认可赵执信的诗学主张的，至少是能包容的。赵执信真正触怒王渔洋的，不是诗学观念不一样，而是他屡屡酒后失言，口无遮拦，有失分寸。再加上又是别人捎话传话，很多误会可能就扩大了，这让王渔洋自然很难接受。
赵执信的人格充满矛盾，他有才气、有锐气、有勇气，敢于挑战权威、直指弊病，这种魄力值得肯定。才气与锐气之外，赵执信的性格短板也显而易见。年少成名让他孤高傲气，不屑屈居人下，不懂变通妥协。他的傲气、薄气与意气用事，让诗学之争掺杂了一些个人情绪，诸多批评脱离客观，流于偏激。
撰著《谈龙录》是赵执信火力全开集中攻讦王渔洋的具体体现。他对比有“南朱北王”之称的朱彝尊和王渔洋，有这样一句评价：“朱贪多，王爱好。”意思是说，朱彝尊作诗用典多、知识丰富，王渔洋重视艺术技巧，忽视作品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蒋寅老师在谈到《谈龙录》对王渔洋的批评时，有这样一段“平心而论”：除“朱贪多，王爱好”一语是诛心之论，其他都难以令人首肯。赵执信指斥王渔洋，无理之词多，曲解之词多，不实之词多，意气之词多。蒋寅老师进一步指出，王、赵交恶的起因主要在于赵执信轻狂狷急的个性，诗学主张的差异尚是次要因素。如果是性情宽厚之人，即便论诗不合，也不至于恶口相向、肆意诋讥。
清代诗话发达，几乎所有著名诗人都有自己的论诗专著，其中影响最大是王渔洋的“神韵说”，而赵执信的《谈龙录》却是最有特色的。赵执信一生都在追求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但清诗研究专家严迪昌先生对《谈龙录》却有这样的评价：“是历代以来第一部最不温柔敦厚的诗论。”
我们无需苛责赵执信，但也必须承认，他的意气用事让原本纯粹的诗学之争蒙上了个人恩怨的阴影。文学本无绝对门户，风格本无高低优劣。王渔洋、赵执信两位先贤早已远去，今天我们唯有平心而论，才能读懂他们的人格魅力与诗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