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晋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梁晓声就以知青文学代表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等蜚声文坛，《人世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雅俗共赏、题材广泛、思想深刻，很多被改编为电视剧。他以直面现实的态度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和精致的文学创作，真诚而又爱憎分明地记述历史，深入剖析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他在作品中塑造了有情有义、坚韧担当、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形象群体，具有时代的、生活的和心灵的史诗品质。
舒晋瑜：您之前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自己的创作是分阶段的，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界，在那之前是一个初学写作的文学青年。现在如果再为自己的创作划分阶段的话，大致可怎么分？
梁晓声：如果划分阶段，应该以《雪城》为界，因为前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都与知青相关。《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写北大荒兵团知青开荒屯垦、戍边；《今夜有暴风雪》写知青离开北大荒的境遇；《雪城》则写知青返城后，虽有历练却重新站在人生起跑线的失落与迷惘。《雪城》之后，我就不想再写知青题材了。
舒晋瑜：但后来又有《年轮》《知青》《返城年代》，而且都拍成过电视剧，是什么原因？
梁晓声：这三部作品都是应相关单位邀请创作的：新中国成立45周年时，北京电视台邀我写一部有知青背景的年代青年剧，于是有了《年轮》；知青上山下乡45周年，山东影视集团邀我创作《知青》；之后黑龙江方面邀请，便写了《返城年代》。这之后，我基本不再写知青题材。写完一部本想休息或积累一段时间，但朋友催得紧，加上北京及外省市出版社常来组稿，居京作家不分年龄，大抵都是被鞭赶着写作的状态。其间我开始构思《人世间》，还写了《我和我的命》《桃李》等反映当下的作品，终于与知青题材彻底切割。
舒晋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写作对您来说不是个难事儿？
梁晓声：是难事儿。我常会反复婉拒约稿，最终还是妥协。我颈椎不好，手写稿件时要把稿纸垫得很高，还要用颈托、腰托支撑肩颈腰，写作累得像干架子工。有时会生自己的气，不该轻易答应，但答应了就必须完成。王安忆说写完一部长篇有脱胎换骨、重获新生的感觉，说的就是体力上的巨大消耗，写作从来都不轻松。
舒晋瑜：真正进入创作的状态，也是一种享受吧？
梁晓声：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进入自己的世界，任何时候都是享受。就像从前女性织毛衣，心甘情愿时，会从容享受整个过程。但如果作品要按时交稿，需长时间坐着加班，就毫无快乐可言。这世界上没有任何轻松的事儿。
舒晋瑜：有遗憾吗？
梁晓声：有的。更多的是文字上的遗憾。写作时间久了，对文字有了要求，翻开作品总能找出可删未删的字句，觉得文字不够洗炼，就像鲁迅说的：“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舒晋瑜：我第一次读《年轮》是三十年前，今天再看时感觉有一种年代感，但还是特别感动。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年轮》《雪城》都在央视“重温经典”栏目播出，证明您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经典。当年您写的时候会立志要写成什么样的作品吗？
梁晓声：总体上来说，我对文字有起码的要求，所以没有水准以下的作品，唯一的欣慰就是它们有些成了经典。20世纪80年代初，作家都很单纯，但也会有那样的想法：获得了一次短篇小说奖之后，会想我还要写一部，它不应该仍是知青题材，就有了《父亲》。实际上在写的过程或者写完之后，心里差不多知道，这是属于水平之上的作品，也还是欣慰的。
舒晋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2年获奖，1984年《今夜有暴风雪》和《父亲》同时获奖。每一部作品完成，作家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
梁晓声：关键是我怎么看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篇作品对自己挺重要，那么一般来说这样的作品读者也会喜欢。一部作品写出来，作家至少知道是不是还保持了水平，是不是还有一些进步，是不是还有值得自己欣慰的地方。比如说我写《人世间》的时候，就不可能去考虑获奖，要考虑获奖就不是那样的写法。
舒晋瑜：《人世间》是一部描绘时代变迁与人情冷暖的史诗巨作，出版后获得了方方面面的好评。
梁晓声：《人世间》的出版也确实应该感激中国青年出版社，感激两位责编：李师东和李钊平。钊平每次来的时候都要把我的手稿拿走，很沉，背在身上有30来斤，然后再给我送来打印稿，很认真地校对。最主要的是，一起谈的时候，李师东没有一星半点的犹豫，没有提出要求说你干脆从20世纪80年代写起，当然他如果提出要求可能就没有这次合作。
舒晋瑜：即使是老作家，写作也可能还会有瓶颈，您的每一部作品都特别流畅？
梁晓声：首先我从来没有认为写作是技术活，只要你已经是一个作家，你的经验基本够用，它就不是技术活。我也从来没有想要通过一部作品证明我在技术、技巧上突破了，这个不是我追求的。其二，就只剩下一个写什么的问题。一旦摆脱知青题材，我面对的题材是海量的，可能我也曾经想通过作品证明自己，只不过我很快就摆脱了，我立刻意识到：小说有什么值得证明你的水平的？——瞧我多有思想，我多高级，我站得多高，我看得多远，世人皆醉我独醒，想象自己似乎是当世一个最深刻的洞察家？我读了那么多作品，包括国外的，我没有看到太多这样的作品，凡是这样的作品我也不去看，我认为都在“装”。
舒晋瑜：确实有类似的作品，看得出来是在炫技。
梁晓声：有的炫技也还可以炫他的思想高度，我觉得我的思想也不比别人高多少。生活里有那样的一些人，我关注了他，用我的文笔来为他的人生做一个传，或者为他们的人生做一个传。我理解的文学工作或广而言之的文化工作，有一个对众生的关爱功能。刘文典的学生们让他讲文学，他就写了“观世音菩萨”，“观”当然是观察，也包含着关注，还包含着关爱，一定是你发自内心的心疼和关爱。你要是为芸芸众生而写作的话，你只能是入世的，就要体察他们的生活、体察世间。所谓的音，其实是修辞学上的考量，有时候你自己还要读一下句子，看看顺嘴不顺嘴。菩萨就是指要有悲悯心、同情心。你看这世间的眼光有温度，你的笔下就会有温度。你要是编剧的话，你的镜头感中也会有温度，而人世间说到底是需要文艺包含的温度——这样放眼看过去会有很多可写的。
舒晋瑜：很多热爱文学的读者可能希望从中受到一点启发：梁老师是怎么写出来的。
梁晓声：有一个问题，有些人写作稍有成绩之后就脱离生活，各方面条件好了，眼界就是收回来的状态。所以我始终觉得写作这件事应该是——客观上毕竟有一个叫做“文坛”的场，我们要背对文坛，面向生活，面向文学。
舒晋瑜：“梁晓声说人说事说人生书系”（全十卷，团结出版社，李师东主编）以说人、说事、说人生为主线，系统展示了您的生活观察和人生思考。散文在您的作品当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怎么会有时间写那么多散文？
梁晓声：我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十几年，要上班、批改作业，写不了长篇，就集中写了一些短文。写长篇、电视剧每天至少要坐8小时，写短文则是碰到有感觉的事就随手写，没想到日积月累竟写了一千多篇，合起来有十卷之多。
舒晋瑜：您认为好的散文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梁晓声：很多小说家转写散文也写得好，但不少散文是读书随笔、游历感悟或情感追忆，真正写小人物的不多。说到底，还是作家生活在哪里、和什么人相处。一旦和普通众生接触面小了，眼里就没有他们了，也就没有写作的冲动了。
舒晋瑜：写小说和写散文在您这里有个共同点，就是关爱他人。
梁晓声：对。我写散文也不把它看成单纯的个人表达，就像铁凝的《哦，香雪》，明确关注乡村女孩，希望更多人关爱她们，文字里满是温度。我写散文，有时就像为生活中不相识的人画一帧小像、立一篇小传，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美好。
舒晋瑜：您怎么看AI时代的文学创作？
梁晓声：AI文字能达到一定水平，但是AI不能自己产生细节，你也没有那么多崭新的细节输入给它。如果输入细节等于就重复了细节，AI不能代替写作，这是毫无疑问的。
舒晋瑜：写了这么多年，您肯定很有成就感吧，还要继续写下去？
梁晓声：写作方面，我差不多是一个劳动模范，争取使作品总体的品质比较平稳地在我所希望的位置上。王蒙老师也是一个劳动模范，而且整体作品的品质都很高。现在的文艺青年们遇到了一个好时代，他们要呈现自己的才情，平台很多。我们还是要以更大的格局来考虑文艺的功能，它不只是揭露或批判，它有时候带给我们感情的慰藉，有时也会影响大家的价值观。在特殊的时期它确实有战鼓、号角、旗帜的作用，这已经被历史强有力地证明了。高尔基写过一个小说《丹柯》，写部族迁徙的时候，人们在风雪交加中迷失了方向，丹柯把自己的胸膛剖开，掏出燃烧的心脏，高举着心脏如火炬一样，引导着族人走向光明。当部族走过之后，这颗心落在地上被踏碎，踏碎之后变成了满地的星星。这篇作品我少年时候就读过，有深深的代入感。我是有英雄崇拜情结的，如果一个作家告诉读者——人心叵测，真诚都是虚伪的，我个人认为那是在浪费纸张。现实生活中，人性是天然有弱点的，还用作家反复把它写到极致来告诉我们吗？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我们的生活需要这样的火光来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