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按今天的行政区划，赵执信和王渔洋是淄博老乡，一个在孝妇河上游的博山区，一个在孝妇河下游的桓台县，两地相距不过六七十公里，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从两人的文学地位看，他们同列“国朝六家”，都是清初诗坛的重量级人物。从家庭背景和仕宦交游看，两人有着盘根错节的姻亲纽带和深厚驳杂的乡亲情谊。按常理，他们本该惺惺相惜、情深意长，但事实上他们的交往却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从最初的忘年知遇、诗文相和到渐生嫌隙、隔阂日深，最终因理念分歧和酒后失言彻底反目。
梳理赵执信与王渔洋的关系脉络，不仅能还原这段文坛交游的真实面貌，还能窥见清初的诗坛变迁、学术纷争和文人生态。
忘年知遇 诗文相和
王渔洋年长赵执信28岁，他们之间有多重姻亲关系。王渔洋的小妹是赵执信的从叔赵作肃的妻子，王渔洋的二哥王士禧是赵执信的姑夫，三哥王士祜是赵执信堂兄赵执桓的岳父。赵执信的岳母王氏，与王渔洋同一个高祖。赵执信的岳父孙宝仍，与王渔洋是很要好的朋友。以姻亲而论，王渔洋是赵执信的妻舅。这些关系，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康熙十七年（1678），王渔洋以户部郎中的身份受到康熙帝召见，因诗文兼优被授翰林院侍讲，成为清朝由部曹入翰林的特例，朝野上下为之称誉，王渔洋的诗名愈发显赫，进一步确立了他诗坛盟主的地位。同年八月，17岁的赵执信在山东乡试中高中亚元，第二年联捷春榜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官员之一。
王渔洋十分赏识这位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姻亲后辈，时常与赵执信切磋诗文。康熙二十二年（1683），王渔洋为赵执信的画像作《题赵伸符编修写真》一诗，称赞赵执信才貌双全。第二年暮春，王渔洋又邀请包括赵执信在内的一众文友，同游京城圣果寺观赏桃花，让赵执信融入自己身边的文人圈子，提携之意显而易见。这段时期是二人交往中最美好的时光。
当然，这段美好的时光中偶尔也有不愉快。就在王渔洋邀请赵执信等文人同游圣果寺前后，朝中有一位官员得到一件诸葛铜鼓。此鼓历史悠久，纹饰精美，造型独特，是罕见的古物，成为京城文人作诗吟咏的焦点。
当时，赵执信和他的乡试同年、德州名士冯廷櫆同在翰林院，他们志同道合，关系要好。见此铜鼓后，赵执信、冯廷櫆各作长诗一首，王渔洋十分欣赏，提议将他们的酬唱诗篇编为《二妙集》刊刻行世，以此彰显二人的才华。
这本来是件好事。然而，王渔洋的这番好意却被赵执信和冯廷櫆谢绝了，原因在于他们不愿被外界视为依附王渔洋的后辈，不愿成为王渔洋“神韵说”的追随者。
王渔洋创立的“神韵说”，倡导空灵含蓄、清冲淡远的诗境。赵执信毕生服膺常熟人冯班，冯班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与真情实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诗学思想。赵执信不愿追随王渔洋也就算了，但连王渔洋好心要刊刻《二妙集》的提议也回绝了。颇有雅量的王渔洋当然不会太在意，但可以推断，他心里或多或少会有点不快。
积怨在心 越积越深
如果说在《铜鼓诗》一事上，不领王渔洋的一番好意，是赵执信有点不识抬举的话，那么他当面斥责王渔洋得意门生汪懋麟，就显得有点缺乏涵养了。
汪懋麟深得“神韵说”精髓，受到王渔洋的赏识和器重。有一次，王渔洋偶然得到《浯溪摩厓碑》，这是唐代颜真卿所书元结《大唐中兴颂》刻石，记载的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绩，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文学价值。汪懋麟特意作了一首四十韵的长诗献给王渔洋，王渔洋赞不绝口，特意拿这首长诗给赵执信欣赏，希望得到赵执信的认可，也想让赵执信看看自己弟子的才华。
然而，赵执信看了这首长诗的第一句“杨家姊妹颜妖狐”后，当场便将诗扔到地上，很不屑地说：“歌咏中兴大业，写一百韵也未尝不可，却追溯天宝年间致乱的根源，怎能说出这样轻薄的话？”王渔洋听后大惊失色，一时说不出话来。
赵执信的意见当然是有道理的。他认为，《浯溪摩厓碑》记载的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之事，诗作应当庄重肃穆。汪懋麟的诗开篇便将杨贵妃姐妹比作妖狐，格调低下，而且偏离了诗作主旨，但赵执信的言谈举止却暴露了他有限的气度和涵养，当场便让王渔洋颜面尽失。即使今天看来，这种偏激行为也有些过分了。尽管王渔洋颇有雅量，没与赵执信争执，但他心里的不高兴可想而知。
康熙三十五年（1696）冬，赵执信南游，与岭南著名诗人陈恭尹相遇。赵执信十分欣赏陈恭尹的才华和诗学见解，为陈恭尹的《独漉堂诗集》撰写序言。赵执信借与陈恭尹论诗的机会，批评王渔洋“神韵说”过于追求空灵含蓄而忽视真情实感，误导天下诗人，同时对王渔洋凭借诗坛盟主的地位壮大自己的门户表示不满。
康熙三十六年（1697），赵执信的挚友、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研读王渔洋编选的《唐贤三昧集》《十种唐诗选》等读本，发现诸多校勘错误和地理知识谬误，便写信告诉了赵执信。赵执信本来对王渔洋的诗学主张就不满，再加上阎若璩的助攻，他对王渔洋的抵触情绪愈发强烈。
赵执信岭南之行，往返都途经苏州，他与朋友顾小谢等喝酒。酒酣耳热之际，赵执信将平日郁积胸中的对王渔洋的不满发泄了出来，指责王渔洋诗中无人、感情不真。这些酒后言论，被当时在座的一位即将进京的友人转述给了王渔洋。王渔洋得知后十分震怒，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编选的《唐贤三昧集》存在诸多疏漏。为掩盖自己的疏漏，王渔洋甚至销毁了《唐贤三昧集》的书板。
屡屡失言 彻底反目
如果说赵执信在苏州酒后失言是导致与王渔洋彻底反目的导火索，那么赵执信第二次酒后失言，则让二人之间的嫌隙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
2008年12月2日，佳士得香港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出《赵执信与王渔洋信札》一件，这是两人交恶的函件，弥足珍贵。多年来，致力于赵执信研究的陈汝洁老师从解读此札入手，撰写了《王士禛、赵执信交恶真相考》一文。这篇论文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立论扎实，引证精当，对王、赵交恶原因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读来豁然开朗，耳目一新。
根据此信札可知，康熙四十六年（1707）至四十八年（1709）间，赵执信曾与王渔洋在新城（今桓台）会面饮酒，当时两人虽已隔阂很深，但仍维持着表面的礼数。临别之际，王渔洋将自己为门人朱缃撰写的《子青墓志》交给赵执信。赵执信带着墓志返程，行至新城以南的石桥时，与王渔洋的族侄王启座、王启庭兄弟相遇，再次设宴饮酒。
酒酣之际，赵执信再次指责王渔洋的文章虽有可取之处，但也存在诸多疏漏，比如《子青墓志》中，对朱缃的赞誉过于浮夸，且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赵执信的这番话言辞尖锐，毫不留情。事后，王启座将赵执信的这番言论转述给了王渔洋。
王渔洋得知后彻底被激怒。他没想到，赵执信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再次酒后诋毁自己，否定自己的文学成就，指责自己的文章疏漏。这份羞辱，让年逾古稀的王渔洋再也无法容忍。至此，他们彻底反目。
赵执信的《谈龙录》作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他自序的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向也匿情避谤，不敢出，今则可矣。乃为是录。”“匿情”即隐匿自己的真实想法，也就是隐匿对王渔洋诗学的意见；“避谤”即避免因表达真实见解而招来是非。赵执信为什么说以前不敢说，现在可以说了？就是因为写这封信时，已与王渔洋撕破脸皮，那就干脆将自己真实的见解表达出来。
也有学者指出，赵执信撰著《谈龙录》前两年，他的妻子孙氏去世。孙氏是王渔洋的外甥女，既然已经去世，赵执信也就不用再顾忌王渔洋这个妻舅了。当然，从时间上说，在赵执信撰著《谈龙录》的前一年，即康熙四十七年（1708）秋冬之际，王渔洋编纂完成了体现自己诗学主张的《渔洋诗话》。赵执信一看，你的诗学主张都编纂成书了，我为什么不能也写一本？总之，撰著《谈龙录》的时间选择，可能包涵了多种因素。
《谈龙录》问世两年后，即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王渔洋就在新城家中病逝了，直到此时，他们也没有和解。两人的恩怨演变成一桩公案，给后人留下了无尽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