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看赵执信的生平经历，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似乎与“8”有缘，18岁时高中进士步入翰林院，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28岁时因国丧期间观剧被革职，风华正茂的年纪，这对赵执信来说是个巨大的人生转折；转眼到了48岁，这年夏天他写了诗话《谈龙录》，公开叫板诗坛盟主王渔洋，成为清初文坛的一大公案，也为自己在诗论方面赢得一席之地。
28岁被罢官、48岁著《谈龙录》，这是赵执信一生中的两件大事。谈龙是什么意思？《谈龙录》主要讲了些什么？如何评价《谈龙录》？
以龙为喻 讨论诗歌
《谈龙录》是一部短小精悍的诗话，包含序言一则，正文37则。全书共4000余字，行文简练，观点鲜明，有理论阐释，有现实针砭，每一则都直指诗学要害，是很有个性和战斗力的诗学文献。
《谈龙录》的问世，是赵执信与王渔洋诗学分歧的集中爆发，“谈龙”之辩发生在赵执信、王渔洋和洪昇之间。洪昇是名剧《长生殿》的作者，久列王渔洋门下，同时与赵执信交情深厚。赵执信在京城为官的某一天，三人共聚王渔洋宅中论诗，针对诗歌的艺术表现与审美境界各抒己见。洪昇首先发言，他认为诗如同龙一般，首尾、爪角、鳞鬣，每一个部分都必须完整，缺少任何一处，便不能称之为龙。也就是说，诗歌应当完整再现描写对象和情感脉络，追求全面、完整的艺术呈现。身为诗坛盟主的王渔洋不以为然，他认为，诗如同天上神龙，见其首而不见其尾，有时只在云雾之中露出一鳞半爪，哪能见到它完整的形态？这一观点正是王渔洋倡导的“神韵说”的生动阐释。他主张作诗要追求含蓄朦胧、清远冲淡的意境，以片段、空灵的意象引发读者联想，反对直白、完整地铺陈。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赵执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神龙之所以为神龙，在于屈伸变化本无定体，人们在云雾恍惚之间望见的，虽然只是一鳞一爪，但龙的首尾完好、形态完整。如果仅局限于眼前所见的片段，认为龙只是眼前的鳞爪，那是对龙的误解。这一看似折中的观点，实则蕴含着深刻的诗学逻辑。诗歌既不必像洪昇所主张的那样，机械照搬现实、追求面面俱到，也不能像王渔洋所倡导的那样，流于空泛缥缈、脱离本体，而应当以片段映照整体，以意象承载真情，让读者从有限的文字中感受到完整的情感世界。这次辩论多年以后，赵执信将自己的诗学主张整理成书，定名《谈龙录》。
《谈龙录》是一场诗学讨论的记录，是赵执信半生学术坚守的结晶，既有对神韵诗风的理性批判，也有对诗歌本真的执着追寻。王渔洋身居高位，以“神韵说”名震天下，很多文人追随其风格、依附其门下。赵执信自幼学诗，后得常熟学者冯班遗书，潜心研习。面对声名显赫的王渔洋，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诗学理念，不肯执弟子之礼，更不愿放弃冯班的诗学主张。
坚守本心 针砭流弊
《谈龙录》虽然篇幅不长，却体系完整、思想深刻，围绕诗歌的本质、创作、功能和审美，构建起一套独具特色的诗学体系。《谈龙录》的主要观点包括诗中须有人在，诗外尚有事在，文以意为主、以语言为役，反对宗派门户、倡导风格多样等。
诗中须有人在，这是《谈龙录》最核心、最鲜明的主张。这一主张借鉴并发展了清初诗论家吴乔《围炉诗话》的观点，强调诗歌的真情和人格。赵执信认为，诗歌是人心之声，是作者境遇、情感、人格的真实流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世、性格与情感，其诗歌也必然带有独特印记，不能千人一面、矫情伪饰。读者阅读诗歌，能从中感受到作者的真实形象与所处的时代环境，这才是诗歌的真正价值。赵执信直言，喜悦之人不必强作悲泣之语，悲愁之人不必伪装欢笑之情，富贵者不必刻意抒写寒陋，贫贱者不必无端侈大浮华，诗歌的第一要义是真实。
基于这一标准，赵执信对王渔洋的诗歌创作提出了批评。王渔洋曾以朝廷重臣身份奉命祭祀南海，身份尊贵、使命荣耀，所著《南海集》却流露出迁客骚人的穷愁孤苦之感。诗中“卢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等句，完全是贬谪失意之人的口吻，与其身份、境遇、心境不符，是典型的“言与心违”。在赵执信看来，这种脱离自身真实境遇的创作，便是“诗中无人”。
诗外尚有事在，主要是说要重视诗歌的现实关怀与教化功能。针对“神韵说”过度追求语言形式而忽视思想内容的流弊，赵执信明确提出“文以意为主、以语言为役”的观点，厘清了诗歌内容与形式的主次地位。他十分推崇吴乔以米、饭、酒比喻意与文、诗关系的论述。思想如同米，文章如同煮成的饭，诗歌如同酿成的酒，饭保留了米的形态，酒则形态尽变，但无论饭与酒，根源都在米。这一比喻生动说明，思想情感是诗歌的根本，语言、格律、意境都是为表达思想情感服务的工具，不能本末倒置。
赵执信反对以单一的神韵标准衡量所有诗歌，主张艺术风格应当自由多样。他认为，唐末文学批评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列出二十四种诗歌风格，本意是让诗人各取所长、自由选择，并不是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神韵作为唯一标准。清远冲淡、豪放雄健、质朴平实、清丽婉约等，都是诗歌的可贵风格，诗人应当根据自身才情与情感需要，自由选择创作风格，不必盲目追随主流、模仿一家。反对宗派、倡导多元的主张，展现出赵执信开阔的学术视野。
千秋诗学金鉴
比肩清诗“四说”
《谈龙录》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问世以来，便在诗坛激起巨大回响。三百多年来，学界对《谈龙录》的评价虽有分歧，但其理论价值、批判意义与历史地位，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和推崇。
从诗学贡献来看，《谈龙录》打破了“神韵说”一统天下的格局，为清代诗风转型注入了强劲动力。康熙年间，王渔洋的“神韵说”适应朝廷文治太平的需要，以其含蓄清远、冲淡空灵的审美风格，成为诗坛主流，风靡数十年。随着时间推移，神韵诗学的流弊日益凸显，诗人盲目追求朦胧意境，脱离现实生活，缺乏真情实感，创作流于空泛。当时很多学者虽有不满，却慑于王渔洋的地位与宗派势力，不敢直言批评。赵执信以文人的耿直和学者的勇气挺身而出，作《谈龙录》系统批判“神韵说”的理论缺陷与创作流弊，直指其诗中无人、诗外无事、重形轻意、树立门户等弊端，推动诗坛从片面追求神韵空灵，向重真情、重现实、重内涵的方向转变。可以说，《谈龙录》不仅是对“神韵说”的补偏救弊，更是对中国古典诗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弘扬，让诗歌重新回归言志、载道的本源，重新担负起抒写真情、反映现实的使命。晚清诗论家许印芳在《谈龙录》跋语中说，赵执信虽出于一时诗学分歧而作《谈龙录》，却实为纠正王渔洋神韵诗流弊的功臣，《谈龙录》可为学诗者千秋金鉴。
中国古典诗学至清代登峰造极，形成了著述层出不穷、诗说五彩纷呈的繁盛局面。据郭绍虞《清代诗话续编》序中说，清代的诗话约有三四百种，最近的说法已达七百多种，几乎所有著名诗人都有自己的论诗专著。在众多诗学流派中，清诗四大诗说已成定论，即王渔洋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清诗又有一些新的见解。于赵执信研究用力颇深的陈汝洁老师介绍说，当代学者张寅彭在《清诗话全编序》中指出，吴乔提出、赵执信大力倡导的“诗中有人”说，经过乾隆、嘉庆时期发展为“诗中有我”说，到道光初年，由潘德舆落实为“质实”说。这是一条足以与四大诗说性质并行、独立存在的另一条诗学主流脉络，可以说是清代诗论的第五大主张。这一评价，概括了赵执信《谈龙录》在中国诗学史上的不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