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赵执信结束了近一年的岭南之行，回到家乡颜神镇。此后四年，除康熙三十九年（1700）初夏到深秋，他曾短暂南游扬州、常熟外，多数时间都在家乡。康熙四十年（1701）秋，赵执信又出发了。他从家乡一路向北，经新城拜见王渔洋，赴德州祭奠亡友冯廷櫆，一直到达天津。第二年春，他从天津南下，经山东入江苏，抵达苏州。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夏之际，赵执信从苏州向北，抵达河南中牟，在这里停留时间较长，直到过完春节又向北，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再次来到天津，直到年底冬至前后，他才从天津返回家乡。
赵执信这次出行所作古律杂歌收录在《涓流集》中，共39首，其中记录天津行迹的13首，是研究赵执信天津交游与津门风物的重要史料。
受到大盐商的接济
赵执信为什么去天津？《涓流集》的第一首诗《天津喜晤老友吴天章兼赠其所主张君》开篇这样写道：“走访吴先生，因识张公子。能为诗人作主人，此士定知不凡矣。”句中的“吴先生”“诗人”指的是赵执信在京城时结交的老友吴雯。吴雯，字天章，清初布衣诗人、书法家，与赵执信情深义厚。“张公子”“主人”连同诗题中的“张君”则指的是天津大盐商张霖之子张坦。此时，吴雯正在天津张家当家庭教师。因有吴雯这层关系，赵执信来到天津并结识了张坦。
初次相见，张坦的热情好客便给赵执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诗中描绘了张氏府邸的雅致和主客相得的融洽。席间，宾主围坐，杯盘杂陈，他们探讨诗歌要义，交流书法门径，室外虽有南来北往的喧嚣，堂内却能共洗清心，如照秋水。
这次见面后，赵执信与张坦的情谊迅速升温，张坦很快拜赵执信为师，学习书法。张坦，字逸峰。赵执信在《赠门人张逸峰坦因呈其尊人鲁庵霖且以为别》四首诗中，已称张坦为“门人”，可见二人师生关系的确立。
张坦的父亲张霖，字鲁庵，原籍辽宁，其父张明宇于清初顺治年间举家迁居天津。张霖出身盐商世家，又曾仕宦为官，历任工部管缮司主事、兵部车驾司郎中、陕西驿传道、安徽按察使、福建布政使、云南布政使等职。
赵执信与张霖的交往，有旧识的渊源，也有精神上的契合。赵执信诗中“忆与尊君友，重逢廿载遥”一句，便提及二人早在二十年前即赵执信在京城翰林院期间就已相识。
赵执信两次到访天津，均客居张霖家。张霖对赵执信的关照极为周到，不仅为他提供了幽雅的居住环境，更在生活上多有接济。《昭代尺牍》中收录的《赵赞善执信致鲁庵先生书信一通》，便是赵执信对张霖资助的致谢信。信中提及，张霖以给儿子张坦缴纳学费为名，周济赵执信生活所需，这份关照让赵执信“感愧交积”。
康熙四十年（1701）秋，赵执信首次离津时，曾作四首律诗留别，既感念张霖的厚待，又叮嘱张坦勤勉向学。康熙四十三年（1704），赵执信再度赴津，在张霖的园林中度过了近一年的时光。
赵执信一次出游、两度赴津，北上南下，行程曲折。他把记录这次出游的诗集取名《涓流集》，涓流即细流。比赵执信年龄稍长的著名经史校勘家、诗文家张云章为《涓流集》作序。序中说，他（赵执信）曾诵读《孔子家语》中“三缄其口”的典故，并说“细小的水流不堵住，就会汇成江河”。他用这样的方式自我警醒，可见他的思虑非常深远。
交游背后的财富靠山
赵执信在天津交往的张霖家族，能拥有雄厚的财力，得益于当地盐业的蓬勃发展。
天津地处渤海之滨，海岸绵长，滩涂广阔，具备晒盐的天然优势，所产之盐因长芦镇（今河北沧州一带）为盐运集散地而得名“长芦盐”。自明代起，朝廷便在天津设立盐运使司，专管长芦盐的生产和运销，天津逐渐成为长芦盐区的枢纽。到了清代，随着京城人口的增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长芦盐的需求量大增，天津的盐业地位愈发重要。康熙年间，清政府对盐业政策进行调整，实行“纲盐法”，允许盐商世袭垄断盐引，盐引相当于食盐运销许可证。这一政策为盐商积累财富提供了制度保障。
张霖家族的发家史，是天津盐商崛起的缩影。顺治年间，长芦盐区历经战乱后逐渐恢复生产，张霖的父亲张明宇抓住机遇，扩大经营规模，积累了丰厚的原始资本。到张霖这一代，家族盐业经营达到顶峰。张霖凭借家资捐官入仕，历任多地官员，形成了官商结合的独特优势。
盐商积累的财富，不仅用于自身享乐和官场经营，还投入到园林建设和文化交流中。为提升社会地位，他们普遍崇尚风雅，延揽名士，举办诗文唱和活动，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张霖家族鼎盛时期富甲津门，建造了遂闲堂、一亩园、问津园等多处园林名胜，为天津培育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也为赵执信等文人提供了寄情山水、纵论诗文的绝佳场所，成为清代天津文化勃兴的重要推手。
赵执信两次天津之行，留下了《问津园即事》《篆水楼夜饮》等诗作。问津园作为张霖家族最具代表性的园林，位于天津城东北锦衣卫桥附近，是康熙二十年（1681）张霖耗费巨资所筑，为天津第一座大型园林。赵执信在《问津园即事》一诗中，虽未详细描摹园林景致，但从“绿树自随人远近，斜阳不隔水西东”等诗句中，可窥见园林的清幽和闲适。
问津园建成后不久，张霖又在其附近增建了“一亩园”，园内设有垂虹榭、绿宜亭、红坠楼、遂闲堂等多处厅堂楼阁。遂闲堂是张霖接待宾客、举办诗文雅集的场所，赵执信、吴雯、方苞等名流均曾在此客居。赵执信在《闻鲁庵自河北移竹，种于垂虹榭后，奉题十八韵》一诗中，记录了张霖在垂虹榭后移竹造景的雅事。此外，张霖还建有篆水楼庄等园林建筑。登篆水楼可俯瞰海河风光，赵执信曾在此夜饮，留下《篆水楼夜饮》一诗，展现了园林生活的鲜活气息。
穿越时空的诉说
盐商与朝廷的关系是微妙而矛盾的共生体。一方面，朝廷依赖盐税作为重要财政来源，盐商是纳税大户，且常因在军需、河工、庆典时向皇帝捐献巨款而获得嘉奖、职衔乃至更大的经营特权；另一方面，朝廷又对盐商阶层潜在的巨大经济能量和政治影响力保持警惕，通过频繁的“盐法”改革、查核账目等方式加以控制。张霖的遭遇正是这种风险的体现。
康熙三十九年（1700），任云南布政使的张霖因贩卖私盐被罢官。康熙二十八年（1689），赵执信因皇后丧期观演《长生殿》被罢官。都有罢官的经历，这也是赵执信和张霖能够惺惺相惜的一个原因。
康熙五十二年（1713），张霖病逝，家族一度没落，到张霖的孙辈、曾孙辈，家境已相当窘迫。曾经繁华的园林逐渐荒废，问津园、一亩园等沦为一片废墟。天津地方志有这样的记载：张霖的两个曾孙曾徒步到安徽桐城，投奔曾被张霖接济过的散文家方苞。晚年的方苞感念张霖当年的帮助，为让张霖的两个曾孙有口饭吃，就给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写上信，说这是天津遂闲公（张霖曾筑遂闲堂）的曾孙。方苞当时是著名散文流派桐城派的领袖，影响很大。兄弟两个就是拿着方苞的这封信，去找张霖当年那些老朋友以及他们的后人,得到他们的资助。直至乾隆中后期，张霖的曾孙辈凭借勤奋读书，家族再度中兴。为感念前人，他们重新改造废弃的问津园，建成“思源庄”，取“饮水思源”之意，延续了家族的园林文脉。
清末民初，思源庄历经变迁。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总督袁世凯看中此地，谋划建造大型游艺场。三年后，天津劝业会场在此建成，成为推行“新政”的重要场所。1913年，直隶图书馆迁入园内，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图书馆之一。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发表演说，后来这里更名为中山公园。
如今的中山公园，虽已不见当年的问津园、垂虹榭、篆水楼，但其脉胳深处，依然流淌着自张霖、赵执信时代便开启的文化传统。赵执信当年“问津园即事”的诗句，与后来镌刻在公园碑廊上的历代碑刻，一起穿越时空，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