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康熙三十五年（1696）秋冬之际，赵执信的岭南之行是他罢官后的第一次出省远游。选择去岭南，固然有他壮游天下的意愿，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他在广东的同年好友、时任潮州知府张克嶷的多次热切邀约。
位于广东东部的潮州，因结缘大文豪韩愈、苏轼而人文底蕴深厚。潮州有座纪念韩愈的韩文公祠，又称韩文公庙，庙碑碑文出自苏轼之手。赵执信抵达潮州时，韩庙碑已毁，张克嶷便邀请赵执信重新书写。
韩愈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苏轼号东坡居士，赵执信号秋谷。昌黎的庙、东坡的文、秋谷的字，本是一段文坛佳话，然而，赵执信重书的庙碑却命运多舛。这段因碑而续的佳话，背后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秋谷啊秋谷，你怎么还不来？
赵执信与张克嶷的深厚友情，始于京城的同年之谊。他们同时考中进士，同时进入翰林院，又同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相似的科举履历和仕宦起点，让二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克嶷（1644~1720），字伟公，号拗斋，山西省闻喜县（今属运城市绛县）下庄村人。入仕后，曾任刑部主事、广西平乐知府、广东潮州知府等职，以清廉刚正著称。《清史稿·循吏列传》有传。
康熙二十八年（1689），赵执信罢官，回到家乡后，他心情郁闷。远在潮州的张克嶷知道朋友的才情和境遇，感念昔日同窗之谊，便频频寄信邀约，盼望赵执信能南下潮州一聚。据赵执信晚年所做《怀旧集》记载，张克嶷经常想起赵执信，喝醉后就喊着赵执信的号痛哭：“秋谷啊秋谷，你怎么还不来啊？”二人的情意可见一斑。
康熙三十五年（1696）岁末，赵执信从广州出发去潮州前，写下了《寄同年张潮州拗斋，余不日将诣之》一诗，诗中“潮州东去尚千里，每听潮声空忆君”一句，表达了对张克嶷相隔千里的思念。赵执信抵达潮州后，张克嶷喜出望外，他们白天共赏潮州风物，同饮岭南佳酿，夜晚同榻而卧、抵足长谈。
在潮州及往返途中，赵执信写下多首诗，记录下这段知己相聚的时光。《对酒赠拗斋》一诗中说：“海天流素月，照见故人心。浑似中宵梦，何知万里寻。”赵执信以明月为喻，抒发了千里寻友、得偿所愿的欣喜；《山行遇雨同拗斋》则记载了二人同行遇雨的经历，赵执信将对家乡的思念与同行的情谊融为一体；离别之时，赵执信写下《江上别张潮州二首》，其中“君归教鳄徙，我去伴鸥眠”一句，以韩愈驱鳄的典故称赞张克嶷的政绩，以鸥鸟为伴比喻自己的漫游，情深而境阔。尤为可贵的是，张克嶷还将患病的次子托付给赵执信，让他随赵执信北归就医。这份托付背后，是对故友品行与学识的深度信任。赵执信不负所托，悉心照料张克嶷之子，教他读书治学，后来送他返回山西老家。这份超越普通友谊的知己之情，在明清文人交游中留下了感人一笔。
赵执信在潮州度过了春节，康熙三十六年（1697）正月，他离开潮州赴广州，再一路北返回乡。潮州之行时间虽短，但记录两位同年深情的诗文，至今读来依然十分感人。
韩苏遗韵中的相聚之地
潮州，位于广东东端，毗邻福建。唐代时，这里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却因韩愈的贬谪而开启了文脉初兴，又因苏轼的撰文题咏而文脉绵延。
唐元和十四年（819），一代文宗韩愈因上表谏迎佛骨，触怒唐宪宗，从京城长安被贬到潮州当刺史。这场贬谪对韩愈而言是人生重创，却成了潮州文化史上的转折点。那时的潮州，生产落后，文教不兴，百姓深受鳄鱼侵害之苦。韩愈到任后，组织乡勇驱逐鳄鱼，解除了百姓的心头大患；他大力兴办学校，教化乡民，改变了潮州“未知学”的蛮荒状态。
韩愈在潮州任职仅八个月，却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潮州百姓的爱戴。为纪念他的功绩，潮州百姓将穿城而过的大江改名韩江，将巍峨高耸的东山改名韩山，将高大繁茂的橡树改名韩木，还修建了韩文公祠世代供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韩愈为潮州播下了文化火种。正如赵执信在诗中所说：“潮阳文物区，韩公实肇造。至今牛斗间，光焰缠遗庙。”
三百年后，同样才华横溢、同样历经贬谪的苏东坡，再次与潮州结下不解之缘。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到潮州附近的惠州，他对韩愈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当时潮州知州王涤重修韩文公庙，邀请苏东坡撰写碑文，苏东坡挥笔写下《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苏东坡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千古名句，高度概括了韩愈的历史功绩，将韩愈的形象推向了新高度。这篇碑文不仅是文学杰作，更是潮州文脉的精神象征。韩、苏两位先贤在此交融，成为潮州文化的核心标志。
赵执信抵达潮州时，苏东坡手书的韩庙碑早已亡佚，后人摹刻的版本也已损毁，这让潮州父母官张克嶷非常遗憾。赵执信在京城为官时，书法就小有名气。他在潮州期间，张克嶷请他重书早已损毁的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赵执信虽有自谦，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份请求。赵执信的诗作《潮州昌黎庙碑，东坡手书者久亡，后人摹刻者亦毁。拗斋砻石，要余书之，因系以诗》，就记载了此事。
从重书到毁凿的劫难
赵执信应张克嶷之请重书韩文公庙碑，是二人交游的见证，也是潮州文脉传承的重要事件。然而，这份珍贵的文脉遗迹却在历史长河中历经坎坷。
2012年12月，记者南下采访赵执信游踪，曾接连两次到潮州韩文公祠寻找赵执信重写的庙碑，一一看遍祠堂两侧林立的碑刻，落款未见“赵执信”的踪影。又检遍潮州韩愈纪念馆编印收录这里碑刻拓片的《韩祠雅集》，始终未能找到赵执信书写的庙碑。韩祠内绝大多数石碑旁都有今人做的一段文字介绍，但有几通文字漫灭无法辨识的石碑，恰恰没有任何注解。赵执信所书庙碑是否在其中，不得而知。后来，记者查阅到潮州文化学者曾楚楠的《赵执信重书昌黎庙碑考略》一文，才知道赵执信所书庙碑的曲折命运。
这篇文章介绍，韩祠南廊现有一通缺损严重的庙碑，上面的跋语中有“登白鹤山，眺合江楼”等字样，这些地点正是赵执信南游的行踪所在，与他诗集中的记载吻合。雍正九年（1731），潮州知府胡恂主修的《潮州府志》明确记载：“秋谷雅善书，潮州昌黎庙碑，东坡真迹久亡，后人摹刻者亦毁，张要赵书而勒诸石，赵有诗记其事。”张即张克嶷，赵是赵执信。这些证据足以证实，赵执信确曾应邀完成了韩庙碑的重书。
然而，这通承载着知己情谊与文脉传承的石碑，并未安然留存。从碑刻现状看，这通石碑的部分跋语及落款难以辨认，其他完好，这种选择性损毁显然是人为所致，这与清代严酷的文字狱背景密不可分。
清代对汉族知识分子实施高压统治，屡屡制造文字狱大案。雍正八年（1730），广东屈大均诗文案波及潮州，当地官员士子惶惶不可终日，开始全面清查可能引发祸端的文字和手迹。
在这一背景下，赵执信曾因“国恤张乐大不敬”的罪名被罢官，他在潮州留下的手迹自然成了重点清查对象。曾楚楠认为，赵执信所书庙碑的跋语和落款可能被人为磨凿，成了无年代、无作者的残碑。这姑且算作赵执信所书庙碑下落的一种说法吧。
石碑可毁，心碑难摧。不管赵执信所书庙碑是否还在，昌黎的庙、东坡的文、秋谷的字，三者凝聚在一起，这是确凿无疑的。韩、苏二位先贤的浩然之气，赵执信与张克嶷的知己之情，以及这份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早已深深融入潮州的山水和人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