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广州有条路叫长寿路，两侧商铺林立，行人步履匆匆。这是一条很普通的马路，因名字寓意吉祥，许多年轻人结婚时会有意让婚车绕行这条路。长寿路的命名源自一座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古寺——长寿寺。长寿寺初名长寿庵。
康熙三十五年（1696）冬，赵执信抵达广州后，不仅到访过长寿庵，还与这里的住持大汕和尚有过密切交流。赵执信晚年删订的诗集中，至少有三首诗提到了大汕和尚。今天的岭南文化研究，大汕和尚已然成为一个热点人物，因为围绕他有一个庞大的文人交游圈。大汕和尚究竟何许人也？在广州短暂的日子里，赵执信为什么接连拜访他？
三首赠诗背后的托付
赵执信抵达广州后连续写了两首诗，即《长寿庵赠石濂上人》《石公刻所著〈海外纪游集〉未竟，余因以〈观海〉诗属之，复有此赠》。康熙三十六年（1697）春，赵执信从广州到潮州又返回广州后，写了一首《酬石上人惠日南藤杖，因以为别》。三首诗诗题中的石濂上人、石公、石上人指的是同一个人，即大汕和尚。
大汕和尚(1633~1705)，俗姓徐，字石濂，法号大汕，原籍江西九江，幼居苏州，明清易鼎之际出家。大汕和尚一生著述颇丰，但乾隆时遭到禁毁，传世稀少。2007年，中山大学整理出版了《大汕和尚集》，弥补了研究史料不足的缺憾。
赵执信抵达广州时，大汕和尚刚从安南（今越南）弘法归来，当时他已是岭南文坛颇具声望的人物。他精心修葺长寿庵，后来更名为长寿寺，打造成为文人雅士唱和的绝佳去处。赵执信慕名前往，作《长寿庵赠石濂上人》一诗。这首五言律诗尾联这样写道：“颇爱宗风大，能知楚客狂。”赵执信称赞大汕和尚宗门风气宽宏，不排斥异己，能够理解自己“楚客狂”的性情。“楚客狂”源自《论语》中楚狂接舆的典故，赵执信借此自比，道出自己早年因性情耿直、不拘小节而得狂名的境遇，也包涵对大汕和尚知己之遇的感念。这是赵执信与大汕和尚的第一次见面。
大汕和尚去越南弘法，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结集成《海外纪游集》（即《海外纪事》）。当得知大汕和尚正在刊刻自己的这部纪游作品时，赵执信萌生了托付他刊刻自己《观海集》的想法，并作《石公刻所著〈海外纪游集〉未竟，余因以〈观海〉诗属之，复有此赠》一诗。这首五言古诗篇幅更长，情感更厚重。赵执信希望大汕和尚能将《观海集》刊刻流布，并承诺重礼相报。
康熙三十六年（1697）春，赵执信即将离开广州北返时，大汕和尚以日南藤杖相赠。为表感激和惜别之情，赵执信作《酬石上人惠日南藤杖，因以为别》一诗。日南藤杖产自今越南北部，是大汕和尚带回的珍品。赵执信以浪漫的手法，赋予藤杖奇幻色彩，赞扬大汕和尚法力高深。他还想象自己手持藤杖行走在故乡的石路上，藤杖触石之声，竟让他误以为是万里之外长寿庵的磬声，以此表达对大汕和尚的深切感念。这首诗虽未直接提及刊刻之事，但字里行间进一步印证了赵执信托付大汕和尚刊刻诗集的信任基础。
三首赠诗，从初识的敬重、相知的契合到离别的感念，层层递进，完整记录了赵执信与大汕和尚的交往过程，清晰展现了赵执信托付刊刻《观海集》的愿望。
为什么托付大汕和尚？
赵执信将《观海集》的刊刻托付给大汕和尚，并非偶然。清初的岭南文坛，在大汕和尚周围聚集了不少文人雅士，原因就在于他具备雄厚的财力和爱结交文人的心理。这两点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刊刻诗集在清代并非易事，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校勘、刻板到印刷、装订，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资金支持。据文献学家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记载，大汕和尚主持广州长寿寺期间，仅寺院田产的年租收入就十分可观。此外，他还利用广州便利的海外贸易条件，从事犀象、珠玉、珊瑚等珍宝的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财力。大汕和尚曾为吴绮刊刻诗文集。吴绮是清初著名文人，著述宏富，其诗集的刊刻无疑需要不菲的投入。大汕和尚能够顺利完成，足以证明他具备刊刻大型诗文集的财力和经验。
对赵执信而言，《观海集》收录了他两次观海所作的82首诗，是他看重的创作成果，自然希望找一位有足够财力保障且有刊刻经验的托付对象。大汕和尚的财富与过往的刊刻实绩，无疑让他成为理想人选。
除了财力，大汕和尚积极联络各方文人、构建文化网络，是岭南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这是赵执信选择大汕和尚的人文基础。大汕和尚富有才情，工诗善画，这种素养让他能够与各地文人无缝对接、唱和往来。他交往的文人，既有“岭南三大家”梁佩兰、陈恭尹、屈大均这样的本地文坛领袖，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文人。这些文人在长寿寺雅集唱和，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文人群体。大汕和尚通过赠答诗文、提供资助等方式，维系着广泛的文人网络。将《观海集》托付给大汕和尚，不仅意味着诗集能够顺利刊刻，更意味着借助大汕和尚的文人网络，《观海集》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大汕和尚生活在明清之际，他的诗歌饱含兴亡之感，他结交的文人中有不少是明代遗民志士。尽管赵执信不是遗民，但他因《长生殿》案被革职，政治上的失意和边缘化，使他更容易与大汕和尚产生某种情感认同。将诗作托付给大汕和尚刊刻，隐含了在官方体系之外，寻求知音和肯定的意味。
刊刻之托落空
赵执信对托付大汕和尚刊刻《观海集》寄予了很大期望。然而世事难料，就在他离开广州不久，大汕和尚便陷入了一系列纷争中，最终身败名裂，客死他乡，《观海集》刊刻一事付诸东流。
大汕和尚以财招徕文人，也因财招来祸端。康熙三十八年（1699）秋，翰林院检讨潘耒来到广州。潘耒是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的弟子，颇有文名，康熙十八年（1679）参加博学鸿词，入翰林院。顺带说一句，潘耒不仅与赵执信相识，还有诗文往来。大汕和尚将宾客分为三等，给予不同的财物，他给予潘耒的是第三等财物。这种对待让潘耒非常不满，他开始搜集大汕和尚的“罪证”，并撰写《救狂砭语》一书，指责大汕和尚的种种恶行。大汕和尚凭借财富与影响力，长期游走于官绅与文人之间，树敌颇多。潘耒的攻击点燃了众人对大汕和尚不满的导火索，指责之声四起，大汕和尚陷入了舆论漩涡。
如果说潘耒的攻击是大汕和尚悲剧的开端，那么他卷入政治漩涡，则是导致彻底败亡的关键。康熙三十四年（1695），大汕和尚应大越国王阮福周的聘请，前往安南（今越南）弘法，被尊为国师。在安南期间，大汕和尚不仅弘扬佛法，还积极推动阮氏政权与清廷交往，建言阮福周向清廷请封。康熙四十一年（1702）五月，阮福周派人携宝物至广州，想通过广东督抚向清廷请封，遭到拒绝。清廷之所以拒绝，原因在于大汕和尚在其著作《海外纪事》中，将阮氏所据的安南部分地区称为“大越国”，这一表述冲击了清廷的朝贡体系与越南黎氏政权的关系。在清廷看来，安南是其藩属国，阮氏政权只是安南的割据势力，大汕和尚将其称为大越国，无疑是对清廷权威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时任广东按察使的许嗣兴顺应清廷意图，以“交通夷人、干犯法纪”为由，将大汕和尚逮治审讯，大汕和尚被流放至江西赣州。康熙四十三年（1704），大汕和尚又被江西巡抚李基和驱逐，在押返江苏吴县途中，病死于常州，一代传奇僧人的人生就此落幕。大汕和尚的败亡，直接导致赵执信《观海集》刊刻之托落空，《观海集》单行本的确也未见流传或著录。
作为清初岭南文化交流的关键人物，大汕和尚本可通过刊刻《观海集》，进一步促进南北文化融合交流，却因政治风波戛然而止。如今，我们只能从赵执信的赠诗和相关文献记载中，探寻这段未竟的刊刻往事，感受两位文人的相知相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