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博山因园赵执信故居门前有这样一副对联：与昉思听曲竟被罢官，曾自比伤弓断雁；同贻上论诗独成妙解，至今想抵掌谈龙。
上联中的“昉思”，即名剧《长生殿》的作者洪昇（字昉思），“听曲罢官”是指赵执信因在皇后丧期观演《长生殿》被弹劾革职；下联中的“贻上”，即“神韵说”的开创者王渔洋（字贻上），“抵掌谈龙”是指赵执信著《谈龙录》，与王渔洋展开诗歌论争。
听曲罢官、抵掌谈龙，这是赵执信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件大事。今天咱们先说说对赵执信影响深远的《长生殿》案。
违礼观剧惹祸端
康熙二十八年（1689）初秋的北京，天气渐凉，康熙帝的贵妃佟氏病重。七月初九日，康熙帝册立佟氏为皇后，次日佟氏便猝然离世，举国陷入“国丧”。按清代礼制，皇后丧期“京朝官百日不作乐”，即100天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场文人聚会悄然酝酿。
这年中秋节前后的一个晚上，候选县丞洪昇的寓所内灯火通明。他历时十年创作完成的传奇剧《长生殿》正在此私演。座上宾客多是京中名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年仅28岁的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赵执信。与他同席的还有候补知府翁世庸、国子监太学生査嗣琏等。中秋时节，众人以诗酒助兴，戏至酣处，丝竹嘈杂，大家却不知一场灾祸正从天而降。
根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月初十日，康熙帝主持日常听政，各部院官员奏事完毕后，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等手持吏部折本请旨，折本内容是对礼科给事中黄六鸿所奏弹劾一事的处理意见，大意是，赞善赵执信、候补知府翁世庸等人，皇后丧期内在候选县丞洪昇寓所，与书办这类下级吏员同席观剧饮酒，严重败坏官员操守，建议全部革职。康熙帝随即批示：“赵执信着革职。”最高指示一锤定音。
这起被后世称为“《长生殿》案”的事件，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国恤张乐大不敬”是涉案人员的核心罪名。关于此案的起因、观剧地点以及受牵连人员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由于这一案件涉及到赵执信、查嗣琏、洪昇等著名文人，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前辈学人叶德均《演〈长生殿〉之祸》、章培恒《演〈长生殿〉之祸考》、赵蔚芝《赵执信和〈长生殿〉案件》等论文，均作过较细致的考证。他们用的证据差不多，但侧重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前人的文章中，有一则重要史料均未征引，那就是《康熙起居注》中对《长生殿》案的记载。《康熙起居注》是时人记时事，有官方档案的性质，既没有必要弄虚作假，更不会听信道听途说，因而可信度非常高。
《赵执信研究丛稿》一书的作者陈汝洁老师，近二十年来于赵执信研究用力颇深，他辑佚探微、正本清源，辩诬求是、新见迭出。2008年，陈汝洁撰写的《从〈康熙起居注〉看〈长生殿〉案》一文，以官方第一手史料，厘清了这起文坛公案的真相，为读者呈现了案件的完整脉络，可算作《长生殿》案在学界的“终审判决”。
断送功名到白头
关于《长生殿》案观剧的场所，《康熙起居注》明确指向洪昇寓所。当时，洪昇仅是一名候选县丞，但他凭借过人的才华创作了《长生殿》一剧。创作过程中，作为文友，赵执信帮了很大忙，特别是关键情节的处理，赵执信的修改意见为此剧增色不少。这部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故事为核心内容的剧目，融合了家国兴亡之感，在京城文人圈中广为流传。
此次观剧，本质上是一场文友间的艺术交流活动，活动本身没有问题，地点也没问题，但活动的时间不合礼制。关于涉案人数，不同史料有不同说法。清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大约有五十多人，将观剧规模描述得很大。《康熙起居注》作为官方记载，仅明确提及赵执信、翁世庸等。这种差异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官方记载往往只突出核心人物，另一方面可能是部分涉案人员通过各种途径从轻或免于处分。
赵执信晚年作《怀旧集》，在怀念洪昇诗所附的小传里，他说《长生殿》案发生后，他到负责处理此事的吏部考功司说明情况，一人承担处罚，不愿影响其他人。当办案人员向赵执信要关于洪昇的口供时，赵执信断然拒绝。面对威逼利诱和不测之罪，赵执信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得失，宁可自己一个人受处分，也不愿出卖朋友。这一点，赵执信胜过洪昇。洪昇在办案人员逼迫下，供出了查嗣琏，还有一个叫陈奕培的，其实这两个人并没有出现在黄六鸿的弹章中，原本是可以逃过此劫的。
受《长生殿》案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赵执信。这道革职令彻底终结了他的十年官场生涯，当时他只有28岁，风华正茂，才学卓著，本是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从28岁罢官直到83岁去世，赵执信再也没有回到那个曾让他挥洒才华的京城官场。后来，曾有一首流传颇广的民谣是这样写的：“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秋谷”是赵执信的号。
当然，我们在惋惜赵执信遭此横祸时，并不是说赵执信没有任何过错。当时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国服虽除未免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三分错，莫把弹章怨老黄。”这种分析是辩证的、中肯的。
罢官，不仅意味着离开官场，还意味着失去了俸禄。在此后漫长的人生岁月中，赵执信经历的艰辛和心理落差，可能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人生不幸诗家幸
《长生殿》案表面上是一起官员违反礼制的事件，但其发生并非单纯的违反礼制那么简单，而是礼制约束和个人私怨交织的结果。《康熙起居注》明确记载的弹劾者黄六鸿，正是将这两种因素串联起来的关键人物。
黄六鸿，字子正，号思湖，清初江西新昌人，由山东郯城县令调任京城担任礼科给事中，负责监察百官言行。黄六鸿著有《福惠全书》，专研官场钻营之道，特别是那些初入官场的，都很喜欢这本书。为在京城站稳脚跟，融入上层文人官僚圈子，黄六鸿到任后便携带家乡特产和自己的诗稿，遍访京城名士，其中就包括声名鹊起的赵执信。
然而，让黄六鸿颜面尽失的是，赵执信收到礼物后，回复的短笺上仅有“土物拜登，大稿璧谢”八个字，意思是说，你的土特产我收下了，你的诗稿原封不动退给你。这一回复相当于直接否定了黄六鸿的文才，让急于获得认可的黄六鸿对赵执信怀恨在心。
黄六鸿的弹章末尾特意加了一句“臣在礼言礼，于诸人宿无嫌怨”。“在礼言礼”这是他的职责，当然没错，但“于诸人宿无嫌怨”，则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了，反而印证了他的携嫌报复之心。
当然，赵执信的轻慢或许并非故意。当时他正与同僚玩一种叫马吊的纸牌游戏，家人突然送来黄六鸿的名帖和礼物，玩性正浓的赵执信随口戏言“土物拜登，大稿璧谢”，家人未能领会其中的玩笑意味，便照此写了回帖。玩笑话写在纸上，脱离了当时的语言环境，意思就可能大相径庭，这成了黄六鸿报复的导火索。
黄六鸿在弹劾时特意将“与书办同席”作为重要罪状，这一细节体现了他的阴险用心。“书办”是指古代官署中负责文书起草、档案管理、事务办理的非科举出身的吏员。清代官场等级森严，“官”和“吏”泾渭分明。赵执信作为赞善、翰林院检讨，与书办同席观剧，被视为自贬身份、败坏官风。这一罪名既符合黄六鸿作为礼科给事中的职责，又能加重赵执信的过错。康熙帝对赵执信的严厉处罚，既维护了礼制的权威，也暗含对官员散漫作风的警示。礼制的红线是客观存在的“硬约束”，黄六鸿的私怨则是点燃导火索的“软推手”，两者结合，最终酿成了这场改变多位文人命运的大案。
从仕途上说，赵执信是不幸的，但他的文学成就并未因仕途的终结而褪色，反而因人生的坎坷而更显深刻。赵执信罢官后壮游南北，浪迹天涯，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文，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百花园增色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