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赵执信中进士后在京城的最初那几年，春风得意的表象下，内心却涌动着一种不安。这种不安，源于当时笼罩京城文坛的诗学风尚给他带来的困惑和不适感。直到有一天，赵执信看到了一本书，他豁然开朗，随即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进而引发了影响清初诗坛的一场论争。
赵执信的困惑和不适感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一本什么书？这场论争对赵执信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迟到的心灵邂逅
赵执信初入京城，当时的诗坛领袖是他的山东同乡、官居高位且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王渔洋。王渔洋倡导“神韵说”，主张诗歌创作应追求含蓄空灵、意在言外的境界，讲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种风格成为当时文人雅士竞相追捧的典范，几乎定义了什么是“好诗”。
初出茅庐的赵执信，参与名流雅集，聆听先达名公的高论，但有一种不适感在他心里悄然滋生。那些被交口称赞的诗篇，意境悠远，美则美矣，却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似乎感受不到时代的呼吸，感受不到真切的人物。对一个少年得志、心气颇高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感受是隐秘而痛苦的。赵执信疑惑了，是自己学识不够，无法领悟其中的奥妙？还是这被万众追捧的潮流本身，就存在问题？
就在赵执信感到迷茫时，他的朋友、江南常熟人陶元淳将一部书带到了他面前。这部书就是已故江南名士冯班的著作《钝吟杂录》。
陶元淳又是怎么和赵执信相识的呢？他们的交往始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秋，也就是赵执信在济南参加乡试那一年。当时，陶元淳跟随这次乡试的主考官翁叔元来到济南，他在大明湖畔认识了前来参加乡试的赵执信。第二年春天，赵执信赴京参加会试，陶元淳则赴京参加博学鸿词。与陶元淳一起参加博学鸿词的还有他的常熟老乡、冯班之子冯行贤。冯行贤进京时带着父亲的《钝吟杂录》等遗著，陶元淳先看到了。因为先一年已与赵执信认识，在陶元淳那里，赵执信见到了冯班的《钝吟杂录》。
冯班在《钝吟杂录》中对诗坛时弊进行了尖锐批评。他专门撰写了《严氏纠谬》一章，对宋代诗学家严羽《沧浪诗话》中的妙悟、风神、以禅喻诗等核心观点展开了系统而猛烈的批驳。这些批驳恰恰阐明了赵执信心中那些模糊的、难以言说的不适感，一种找到精神知音的狂喜和豁然开朗激荡着赵执信的内心。
赵执信对冯班的崇拜达到了极致。他读完《钝吟杂录》，竟换上朝廷颁赐的朝服，对着这本书恭恭敬敬地行跪拜之礼。他四处搜集冯班的手迹，每购得片纸便喜形于色，以为这是稀世珍宝。
赵执信晚年曾说，自己平生“所师冯氏，所友冯氏”，意思是说一生最崇拜的老师姓冯，一生最要好的朋友也姓冯。他说的最要好的朋友是指他的乡试同年冯廷櫆，最崇拜的老师就是冯班。赵执信与冯班从未谋面，严格地说，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
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已花甲、寓居苏州的赵执信专程前往常熟。此时，冯班已去世50年，赵执信在荒草丛生的冯班墓前，将一张写有“私淑弟子赵执信”的名片焚化并虔诚跪拜。青烟袅袅，仿佛完成了一场穿越数十年的精神对话和师承确认。
落寞的诗论大家
这位让赵执信如此倾倒的冯班，究竟何许人也？冯班（1602~1671年），字定远，号钝吟老人，江南常熟人，明末诸生，入清后绝意仕途，潜心治学。他为人落拓佯狂，不屑迎合时俗，在诗文、书法方面造诣精深，著有《钝吟文稿》《钝吟集》等。真正奠定其诗学地位的，是他的学术笔记《钝吟杂录》。
常熟古称海虞，虞山是当地名山。冯班和兄长冯舒均师从明末清初文坛领袖、虞山诗派开山鼻祖钱谦益，人称“海虞二冯”。钱谦益也是常熟人，他强调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重视诗文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提倡以诗批评现实的精神。这些理念如同种子，在冯班心中生根发芽，最终凝结为《钝吟杂录》中的鲜明主张。
明末清初的诗坛，既有明代“七子”复古流弊的余温，又有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思想的渗透，诗人们往往沉迷于声律、格律，或追逐妙悟、风神等空泛意境，疏离诗歌的思想内涵。冯班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脱离儒家诗教，无视现实，只会让诗歌沦为空洞的文字游戏。
这种直击时弊的批评，自然引起了当时诗坛主流尤其是将《沧浪诗话》奉为“神韵说”理论渊源的诗坛盟主王渔洋的不满。王渔洋对冯班极为反感，甚至将他比作周兴、来俊臣等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斥为“诗教罪人”。
就在冯班学说备受冷遇时，赵执信正在诗学的迷雾中苦苦求索。赵执信自幼生长在一个有着深厚诗学传统的家庭，他的叔祖赵进美与文坛领袖王渔洋一样，深受明代以来山左诗坛摹古风气的影响，作诗过分讲求声调与格律，将形式技巧置于思想内容之上。在赵执信看来，声调格律不过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规范，若仅停留于此而忽视诗歌的内涵，无异于买椟还珠，不可能写出流传后世的佳作。
冯班强调诗歌经世致用、批评现实的主张，与赵执信对诗歌本质的思考不谋而合。当读到《钝吟杂录》时，赵执信当即生出一个当时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念头：“越轶山左门庭，弃其家学，而宗虞山冯氏。”这里的“山左门庭”，是指明代以来山东诗坛盛行的摹古之风；“家学”则是赵进美等人尊奉的明代“七子”诗学。
冯班的学说，不仅为赵执信解开了诗学困惑，更让他找到了挑战诗坛权威的理论支撑。赵执信以冯班的思想为根基，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写了诗论《谈龙录》，明确提出诗歌应兼具思想内核、现实关怀和人格力量，向王渔洋的“神韵说”发起了挑战。
独特的诗学传承
赵执信与王渔洋的论争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两种诗学理念的正面碰撞。赵执信的诗学主张，本质上是对冯班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冯班批判严羽以禅喻诗的空疏，赵执信则进一步批判“神韵说”诗中无人；冯班强调儒家诗教，赵执信则将其具化为诗歌对现实的关注。这场论争激活了清初的诗学思想生态，推动了诗学批评的深化。
明末清初诗坛曾掀起一股晚唐诗歌热。与其他宗法晚唐的诗派不同，冯班对晚唐诗的肯定，并非单纯模仿其艳体风格或华艳色彩，而是从中发掘其关注现实、抒发真情的特质，这与他经世致用的诗学主张一脉相承。赵执信对冯班的继承，让这一诗学脉络跨越地域限制，在北方诗坛落地生根。
赵执信与冯班深厚的师承情谊，并未随着赵执信的离世而终结，反而以一种温情方式延续下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赵执信已去世28年，他的孙子赵頵在担任常熟县令期间，将赵执信已刻印成书的《饴山诗集》呈给苏州名士彭启丰，请他为诗集作序。彭启丰读罢赵执信的诗，深受触动，在序中直言其诗气势雄浑稳健，思路清峻峭拔，并感慨赵执信不愿屈从王渔洋，是合乎情理的。
更有深意的是，赵頵任职的常熟，正是祖父赵执信的精神导师冯班的故乡和长眠之地。赵頵特意在冯班墓前立起一座牌坊，上面镌刻“高山仰止”四个大字，这座牌坊至今仍在。对赵頵而言，能在祖父恩师的故乡任职，又主持为其立坊纪念，既是对祖父诗学信仰的传承，也是向冯班思想致敬。这份跨越三代人的缘分，成为冯班与赵执信师承关系的一个生动注脚。
当代著名学者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这样说：“钝吟（冯班）之说，上承虞山（钱谦益），下启秋谷（赵执信），其在文学批评史上地位可想矣。”冯班生前落寞，其诗学思想却因赵执信的执着坚守和勇敢论辩，突破了时代和地域局限，在历史长廊中激起悠远回响。从《钝吟杂录》到《谈龙录》，赵执信正是凭借对冯班学说的继承和阐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刻下了自己的鲜明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