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巍巍
说到“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人们大多会首先想到那些奇幻的鬼狐精魅故事，其实蒲松龄更关注社会现实，他天马行空的书写，大多最终指向人间冷暖、百姓悲欢。《聊斋志异》以广泛的题材、曲折的情节和典雅的文言表达，写封建社会的官贪吏虐，写科举制度的弊端，写劳动人民的疾苦，也写忠贞美好的爱情……很多优秀的篇章既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也是作者社会理想的艺术呈现，具有跨时代的思想性和感染力，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蒲松龄以志怪之笔，写人间百态，其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篇章尤其为人称道。其实蒲松龄并非仅仅剑指贪官污吏，在他的笔下还有很多清廉正直的官吏形象，有虚构的文学人物，有传说中的神明，还有现实原型，尤其是山东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先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蒲松龄虽然无缘入仕，但却心系民瘼，他把造福一方的循良官吏写进小说里、诗文中，既秉笔直书，也艺术升华，为清官画像，传百姓心声，留下了一段段文史佳话。
被蒲松龄念念不忘“我夫子有仁爱名”的费祎祉，字支峤，浙江鄞县人（今宁波），顺治六年（1649）进士，顺治十五年（1658）任山东淄川县知县。《聊斋志异·折狱》讲费祎祉在淄川任上时巧妙破获的两起凶案。第一个案件，东山里西崖村有商人夫妇先后死于非命，费祎祉亲自察验现场，传唤死者左邻右舍并无头绪，但也没有杖责任何人。遇害者亲属屡屡上诉鸣冤，费公表面推诿，却嘱咐乡约地保暗中查访，定时向他汇报。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追缴赋税的案件中，他一眼认出了涉事者的包袱与遇害商人的一样，果断锁定西崖村命案的真凶。面对众人赞颂，他道出了最朴素的道理：断案不必刑讯逼供，伤及无辜，只要将案件相关线索牢记心中，随时留心，正义就不会缺席。之前假意懈怠是为了放出舆论，让凶犯放松了警惕，促使其露出马脚。蒲松龄在故事末尾赞叹：“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则必智，盖用心苦则机关出也。”费祎祉的“随处留心”正是把百姓的事放在心上的最切实体现。如果说西崖村案件的破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那么后一个案件则更显示费祎祉的才干。一个吹牛自称杀人越货的乡民，一具惊现枯井的无头尸，一个没见到尸身就来认领的妇人，一个寻得头颅来领赏的人。扑朔迷离的案件中，费公假戏真做，在谜案之中再设迷局，引嫌疑人利令智昏，最终自投罗网。在这起案件里，费祎祉也没有劳民伤财、滥用职权，只是细查、布局、研判，交出一份封建官吏勤政善政的高分答卷。
费祎祉在淄川为官不足一任，地方志中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但蒲松龄却用心写下这位县令的事迹，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值得回望的为民务实的身影。而我们要说的第二位良吏不仅福泽一方，且与蒲松龄多有诗文往来，即“下车三月，百废俱兴”的县令张嵋。康熙二十五年（1686），张嵋任淄川县令仅三个月，各项地方事务都兴办了起来。他整顿地方吏治，严保甲、革陋例、不扰民、重文士，不仅倾力修缮城隍庙、养济院等公共设施，还主持重修了《淄川县志》，尤其是注重文化教育，修建学宫，提携后学，激励了广大学子的进取心。“邑民讴颂功德，跻堂相继”（摘自《国朝秩官·知县》）。蒲松龄的《聊斋文集》中有多篇关于张嵋的文章，如《颂张邑侯德政序》《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上邑侯张石年书》,等等。《颂张邑侯德政序》写在张嵋的德政教化下，民风桀骜失序的李家疃村变成祥和仁义之乡，“奸人改行，而良懦安其生，荡子归农，而父老得其养”。《上邑侯张石年书》描述张嵋以“仁风善政”治理地方的赋税、漕粮、吏治、禁赌等，使淄川县实现了政通人和。《聊斋志异·王十》篇写张嵋不收盐商的礼，捉到贩卖私盐的贫民故意逗乐，是为了放他们一马。蒲松龄说：“公爱民之事不一，此其闲情，邑人犹了诵之。”《王大》篇末“异史氏曰”分析张嵋禁赌成功，主要在于他深得调查研究之法，会对每一个上堂的人“无不絮絮问”其居所、年龄、生计等情况。
因政绩卓著，张嵋任满后升任甘肃巩昌府同知。淄川民众焦急万分，甚至谋划趁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圣驾南巡，倾城出动冒死拦御驾请愿。蒲松龄为张嵋写下多首送别诗，尤其是组诗《悲喜十三谣》，诗序生动描绘了当时淄川民众的激愤群情，十三首诗则真实记录了淄川百姓们诉说的六悲七喜：六悲是《农人悲》“只恐仁明新令尹，初来不解省民钱”，《儒童悲》“贫苦忻逢卷费廉，君侯西去我何堪”，《肆贾悲》“商量共醵钱千百，准备来年答应官”，以及《乡人悲》《翁妪悲》《名士悲》。七喜是《衙役喜》“屏息恹恹相对愁，骑差奔入笑无休”，《博徒喜》“三年卢雉不曾呵，官禁新驰意若何”，《豪强喜》“只拼十万青蚨子，买得衙门当作家”，还有《讼师喜》《端公（巫师）喜》《娼户喜》《苞苴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张嵋在任时，免除了很多苛捐杂税，革除了勒索考生试卷费的弊政，在他的治下市场安定、乡民安生、老有所养，而这一切若再换个县令就不敢指望了，黎民百姓们悲伤不已。而张嵋一走，衙役们不必收敛自律了，赌徒可以营业了，豪强又能用钱左右衙门了，讼师、巫师、娼户们又可以广开财路了，这些人纷纷欢天喜地。蒲松龄感念张嵋为官一任勤政爱民、治理有方，所以一生最不喜欢踏入官府公门的他与其把酒论诗、相携出游、讨论时事，也让这位淄川民众感念的清官廉吏“活”在了他的文字里。
还有一位爱民心切的官员虽没有在淄川任职，却是土生土长的淄川人，他就是《聊斋志异·雹神》中的王公筠苍，即王孟震（1563-1636），明末进士，为官清正刚直，后因忤魏忠贤，削籍归。故事说王筠苍在去楚地赴任的路上，顺道拜访龙虎山的张天师，在张天师那里遇到正要去执行公务的雹神李左车。王公在意百姓的生产生活，连忙打听降雹的地方，且苦求雹神免灾减灾。其诚心打动了天师，纵然天机不可违，天师亦嘱咐雹神“多降山谷，勿伤禾稼”。王公记下那天的日期，日后托人打听，得知章丘果然下了很大的冰雹，山谷沟壑都快填满了，但庄稼地里只落了零星几颗，而他的家乡淄川自然更是安然无虞。在古代农耕社会，旱涝、雹灾、蝗灾等都是严重影响农民生计的天灾。蒲松龄把听到的传闻加工成小说，以志怪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关心百姓的良吏形象，既是为老百姓岁稔年丰的祈愿代言，也是向王筠苍这位乡贤致敬，蒲松龄的笔墨总是愿意给爱民如子的官吏们以高光。
还有聊斋故事《公孙夏》中的郭华野，即郭琇，字瑞卿，号华野，即墨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历任吴江知县、江南道御史等职，以刚直声震朝野。小说写郭公康熙三十八年（1699）授湖广总督，前去上任只带了很少的行李和随从，走在路上没人知道他是大官。途中他遇到一个去湖南赴任的县令，光驮行李的车就有二十多辆，前呼后拥有百十号人。当晚歇宿，郭公派人摸清对方底细，传来准县令，收缴了他的委任书，免了他的官，当场判决：“一个小小的县邑，哪里养得起你这一班人马，你这样的人上了任，只怕会涂炭一方，绝不能让你去祸害百姓！”当朝大员现场办公，上演了一出“肃纪免官记”。蒲松龄以文学家的笔触艺术再现了史书中的“直臣”形象和不学无术的反面典型。
《聊斋志异》中书写了一组山东清官廉吏群像，如《一员官》中的济南府同知吴公和泰安知州张公，一个坚决抵制为上司的贪赃枉法填补亏空，一个毅然拒绝劳民伤财接待登泰山的各路大僚；再如《诗谳》中的青州海防道台周元亮、《新郑讼》中的山东长山进士石宗玉、《太原狱》中的淄川进士、山西临晋知县孙柳下,等等。这些廉吏形象虽然活跃在封建社会末期，但他们体现的为政以德、廉洁奉公、民为邦本的精神内核却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可为当下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启示，值得我们引为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