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伊茂林
赵执信参加乡试那年，刚刚17岁。乡试是科举时代承上启下、非常关键的一次考试，赵执信的这一步实在太幸运了，因为他在这次考试中起死回生。让赵执信起死回生的，是主考官翁叔元。
这次乡试不仅改写了赵执信的命运，更开启了一段情同父子的师生佳话，还牵出了同场夺魁却命运迥异的解元毕世持。一段乡试奇遇，串联起才子的逆袭、恩师的知遇和英才的悲歌，尽显科举时代的人生沉浮和文脉传承。
起死回生的亚元
科举时代，乡试是省级大考，是承前启后、决定无数读书人命运的一次关键考试。乡试每三年考一次，逢子、卯、午、酉之年的八月在各省省城开考。因在秋天举行，乡试又称“秋闱”。乡试的主、副考官均由朝廷委任。
在乡试之前，读书人通过县、府、道的童试，仅能获得生员（俗称秀才）的身份，不具备做官的资格。闯过乡试成为举人，就获得了参加第二年春天会试的资格。会试是由礼部组织的全国统考，考中者再参加由皇帝名义主持的殿试，考中者分一二三甲，分别是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可统称为进士，这是科举时代的最高学历。跻身进士，才名副其实地取得了进入官场的入场券。
康熙十七年（1678），年仅17岁的赵执信从家乡颜神镇启程，奔赴省城济南参加乡试。那一年，山东省共有4000多人应考，最终录取了53人，几乎是百里挑一。此次乡试的主考官，是时任翰林院检讨的翁叔元。
那时的录取流程，存在一个被称为“搜落卷”的补救机制，就是在拟定录取名单后，为防止遗珠之憾，主考官会重新审阅那些已被判为不合格的废弃试卷。若发现有被埋没的人才，主考官有权将其补录。赵执信参加的这次乡试，最初的录取名单中并没有他，他是主考官翁叔元从废卷中搜得的。不仅从废卷中搜得，翁叔元还把赵执信定位第二名，即亚元。就这样，这次乡试赵执信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起死回生”。
或许有人质疑，翁叔元对赵执信的录取是否带有主观偏爱？就在乡试的第二年，康熙十八年（1679）春天，18岁的赵执信进京参加会试，高中第六名；随后在殿试中中二甲进士，名次也很靠前，赵执信直接进入翰林院“就业”。参加会试、殿试，赵执信依然能脱颖而出，足见其才学的扎实，这也印证了翁叔元当初的识人之明。
赵执信考中进士的那一年，山东选拔的举人中进士的比例在全国名列前茅，翁叔元因在乡试中选拔人才质量高而广受赞誉。
感念终生的恩师
对赵执信而言，若没有翁叔元在秋闱中的那次“搜落卷”，便没有来年春天会试的春风得意。这份知遇之恩，赵执信终生感念。翁叔元是怎样一个人？他们的师生情谊又有哪些感人的故事？
翁叔元（1633~1701），字宝林，号铁庵，江苏常熟人。
翁叔元本人也是科举路上的佼佼者。康熙十五年（1676），他高中殿试一甲第三名，即探花。翁叔元历任翰林院检讨、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吏部侍郎、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成为朝廷重臣。
康熙三十九年（1700），赵执信已罢官闲居十一年，翁叔元也已致仕归乡。就在这一年，赵执信专程前往常熟拜谒恩师。面对当年这位自己从落卷中搜得、如今虽仕途失意却风骨依旧的门生，翁叔元心中充满了信任和期许。他多次拿出自己编纂的《铁庵自撰年谱》，语重心长地对赵执信说：“将来有一天，我要麻烦你呀。”意思是说，自己百年之后，希望赵执信来为自己撰写记述生平事迹的行状或墓志之类的文章。听到这里，赵执信心里“怆然”。
在古代，为逝者撰写行状是一项非常庄重的托付，通常由门生故吏中文章、德望俱佳者承担。行状需详细记述死者的世系、生平、籍贯、事迹，是撰写墓志和史官立传的核心依据。翁叔元位高权重，门生故旧遍布朝野，而此时的赵执信是一个早已罢官、为衣食而奔波的落魄文人。翁叔元依然将这份重托交给了赵执信，这无疑是对其人格和文采的高度认可。
康熙四十年（1701），翁叔元病逝，赵执信悲痛不已，他谨记恩师的嘱托，怀着满腔真情和感激，撰写了《光禄大夫刑部尚书铁庵翁公行状》。行状中，赵执信详细记述了翁叔元从幼年丧父到官至尚书的一生，既展现了翁叔元在官场上的卓越政绩，也写出了他在生活中的温柔敦厚。这篇行状收录赵执信的《饴山文集》中。《饴山文集》共收录赵执信平生作文90余篇，这篇行状长达3400多字，是文集中比较长的回忆类文章，比赵执信给他父亲写的行状还要长800多字，成为后世研究翁叔元生平最珍贵的资料。
2012年9月，记者曾到常熟采访翁叔元的有关事迹。从当地图书馆珍藏的《铁庵自撰年谱》清代刻本中，我们可以窥见翁叔元更为立体的人生。他幼年丧父，又恰逢明清易代的乱世，战火的创伤与生活的艰辛，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直至晚年都无法磨灭的印记。或许正是这份坎坷经历，让他更能体会到寒门学子的不易，也更懂得珍惜人才。
英年早逝的解元
在康熙十七年（1678）的那场乡试中，与赵执信有着同样奇遇的，还有来自淄西毕氏家族的毕世持，他也是翁叔元从废卷中搜得的。毕世持比赵执信更幸运，他被翁叔元点为榜首，即解元。若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康熙十七年的山东乡试，第一名、第二名都是淄博人，一个来自周村，一个来自博山。当然，同场应试的还有一位淄博才子——蒲松龄，遗憾的是他落榜了。
毕世持当然是幸运的，但他的幸运到这次乡试戛然而止。赵执信晚年著《怀旧集》，感怀平生故人，其中就有毕世持。根据赵执信为毕世持所作小传及其他史料，我们能够勾勒出这位才子的悲剧一生。乡试夺魁后的第二年，毕世持满怀信心进京参加会试，结果名落孙山。此后，他又连续参加了两次会试，皆铩羽而归，这就是赵执信所说的“三上春官不见取”。“春官”代指礼部，这里是指在春季举行的会试。
堂堂一省解元，竟连续三次未能通过会试，毕世持所承受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在难以言表的抑郁和苦闷中，毕世持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去世，年仅39岁，此时距离他高中解元的荣光，仅仅过去了九年。
那么，毕世持的文采究竟如何？赵执信在《怀旧集》中评价说：“其文清深幽异，俗流浅识莫能窥也。”是说毕世持的文章清雅深邃、幽渺奇异，他的思想与艺术境界远非流俗之辈和学识浅薄者所能理解和欣赏。
除了赵执信，王渔洋、蒲松龄也都曾经有过关于毕世持的记述。王渔洋认为，毕世持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被争相传诵，大江南北的学子都奉其为宗师，所到之处，人们围观其文章如同追星一样，能像毕世持这样以文章倾动四方的人，很少见。这些话难免有揄扬过当的成分，但从中也可窥见毕世持的才华。
毕世持去世后，蒲松龄将其散佚的诗作辑录成《困佣诗》并作跋。在跋中，蒲松龄说毕世持天资超群却体弱多病，他善于沉思，为学作文精益求精，如同剥茧抽丝，耗尽心力。蒲松龄还提到，毕世持平日不轻易作诗，偶有所成，也随手压入箱底，很少给别人看。蒲松龄读了他的诗后感叹，倘若上天能多给毕世持几年时间，让他能进入翰林院，那么文坛前辈李攀龙、王世贞、钟惺、谭元春等，都将被他轻易超越。
天妒英才，命途多舛。毕世持的《困佣诗》已散佚无存，我们只能从这三位文化巨匠的扼腕叹息中，去想象那位清深幽异、如昙花般骤然绽放又倏忽凋零的解元的风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