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国
我在税务街171号云家大院度过童年，那是一个没有多少色彩的年代，人们的着装非灰即黑或是深蓝，大字报、标语倒是花花绿绿，红的、黄的，却没有生命的温馨。摆在炭场半墙上的一溜臭海棠，成了满院最漂亮的色彩。那时候，养鱼养花都被视为腐朽的生活方式，鱼缸砸了，花盆掀了，倒是臭海棠，躲过人们的棍棒，在角落里繁衍开来。大院里，除了土场、炭场，臭海棠还被摆在北屋后墙两个窗台上，还被摆在防空洞那个很小的入口门洞上，那两个地方都见得着阳光。
我喜欢臭海棠，是因为它叶绿花稠，花又特红，是那种饱和度很高的朱红，硬是找个词形容它，该叫“红彤彤”。它泼辣，筷子粗的枝干，带着一些枝节，没有竹子明显，嘎嘣折一下，发出很脆的声音，一根带着叶子的分枝就掰断了，茬口齐齐的，这时候会闻到呛鼻子的气味，很香，香得冲，也许就是这个味道让它有了臭海棠的污名。隔得稍远些距离，这味道很是好闻，深深吸一口能浸透肺腑，我就纳闷了，这么好的气味怎么叫臭呢？
臭海棠好栽易活，或者说压根就没有栽不活的。掰断的一枝，就势往湿乎乎的花盆里一插，不缓苗，不几日就蓬勃生长起来。开始我怕不牢靠，先把它浸在清水瓶里，每日去看生没生根，也就三四天吧，茬口上，其他貌似枝节的地方，生出嫩白的细细的根芽，很快就是一大丛，再移到花盆里去。臭海棠长得快，不招蚊蝇虫灾，不招蜂引蝶，四季着花，一开一大片，我就不停地剪枝、移栽——不停地到旮旮旯旯找那种弧形的黑瓦，四个一对，水泥一粘，灌上底，底上抠一个漏水眼，一大溜都是这种瓦盆。瓦盆透气性好，不积水，适于花根呼吸，花长得越发茂盛。简陋的花盆，贫瘠的泥土，都无法遏制它的繁茂生长。
种一盆臭海棠成为我几十年的习惯。如今上了楼，落地窗台上的花都做了清理，只留下一盆臭海棠。就像守着我的童年，守着税务街171号，守着我骨子里的质朴。夏天，它像火一样燃烧了几个月，过了中秋节又开花了，火红的花瓣像火焰，在深绿的叶片间跳跃。揪掉一片想变黄的叶子，那股被人诟病的“冲味”扑面而来，却格外激发我的想象。
初识臭海棠，是在西关街我出生的李家大门里，我也只有四五岁。李大爷的窗台上，几个豁口的陶盆里都种着它，叶片肥厚多汁，花朵簇拥成团，从春到秋，花期不断。圆脸盘的邻居玲姐天天来串门，总要皱着鼻子说：“老爷子，这花有啥好养的，换盆玫瑰多好。”李大爷总是笑笑：“玫瑰娇贵，哪有这花省心？它味道比不了桂花，可它不挑不拣，不用好生伺候。”
这让我想起读高中时串门认识的，辘轳把张家大院的张叔。张叔生于木工世家，手艺精湛，是位细木匠，能将普通的桃木雕成栩栩如生的花鸟，却因说话直来直去，不懂逢迎，被人说“脾气冲，不好相处”。邻里谁家办喜事给儿子打家具，宁愿花钱请外村的木匠，也不愿找他。可我见过他悄悄为被火车轧断左脚的儿童打制过木马，满足他驰骋的愿望；义务修补村委会的旧板凳，让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娘坐得稳当；还揭过“皇榜”，修缮过颜文姜祠无梁大殿里的立柱。那些被人嫌弃的“冲脾气”，是他不愿敷衍、坚守本心的赤诚。植物学家认为，臭海棠的气味是它的防御机制、生存智慧，能驱散害虫，保护自身生长。可在人的审美意识里，这份“独特”却成了原罪。人们习惯用一个尺度标准衡量万物：玫瑰要香，牡丹要艳，兰花要幽，若有偏离便是“异类”，遭受无端的贬损。
臭海棠是平凡的，质朴里带着一些“粗糙”。因为不被看重，臭海棠才得以保留本真，不迎合、不妥协、不攀高阶，匍匐在底层一隅。世俗的偏见源于认知的狭隘。玫瑰因其娇艳的外表和馥郁的香气，与爱情、高贵画了等号，即便偶尔沾染尘埃，也总能得到人们的包容；而臭海棠生于寻常巷陌，模样不精致，气味不高雅，便注定要承受轻视。生活中，有些人衣着朴实，表情木讷，言语笨拙，即便内心真诚，默默付出，也难被看见；而名利场上，那些善于伪装、巧言令色之人，最能凭借表面的光鲜赢得高看。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几乎是一个常态。
历史上，被世俗偏见诟病的人物很多。陶渊明辞官归隐，躬耕田园，时人笑他痴傻，放弃仕途功名，却不知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豁达；蒲松龄屡试不第，转而创作《聊斋志异》，世人讽他不务正业，不成想这部著作能成为文学瑰宝；梵高生前画作无人问津，受尽冷眼，人们觉得他的画色彩怪异，毫无美感，却不知他的向日葵藏着对生命最炽烈的热爱。
其实，臭海棠不是它的本名。因为花的形状类似海棠，又有一股特殊气味，才有了这个俗名。即便被冠以“臭”字，它依然顾自绽放，年复一年，用强大的生命力无言对抗着世俗偏见。今后，我再也不叫它“臭海棠”，而会恭敬地称呼它——天竺葵，这样的生命值得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