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刘永刚
1950年，志愿军战士跨出国门、保家卫国，淄博籍老兵杨维成便是其中一员。如今居住在临淄区闻韶街道闻韶社区的他，虽已年过九旬，却仍清晰地记得七十余年前，在朝鲜战场上当卫生员的日夜。近日，他指尖摩挲着旧照片，向记者讲述了那些穿梭在炮火中救死扶伤的经历。
16岁青年踏上革命征程
1949年2月，年仅16岁的杨维成怀着报国赤诚之心，从临淄区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第七团的一名战士。回忆起入伍初期的经历，杨维成说：“那时候就想为国家出份力。到了连部，先是当通信员。”
渡江战役后，杨维成随部队进驻南京。在部队整编组建工兵团时，他的人生轨迹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营部卫生所的军医觉得我这人还算细心、有责任心，就问我愿不愿意学当卫生员。”杨维成回忆道，“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能救死扶伤，那是天大的好事！”这个决定，让他从此与医疗卫生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后，他随部队从汉口乘船奔赴重庆，一路险象环生。“在船上，我们还遇到过土匪打冷枪，但我们都沉着应对，最后有惊无险。”在通过泸定桥时，桥面晃动，承载有限，必须等前一人走出5米远，后一人才能上桥。“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也就过来了。”
抵达川渝后，杨维成参加了成渝铁路的建设。然而，铁路修建中途，一道紧急命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我们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停工，准备开赴朝鲜。”杨维成的声音凝重起来，“那时候就知道，更艰巨的任务来了。”
奔赴朝鲜，成为生命守护者
1951年5月4日，杨维成从吉林跨过鸭绿江，正式入朝作战。此时的他已换上新身份——卫生员。
在朝鲜战场，卫生员是离炮火最近的“生命守护者”。杨维成记得，当时前线医疗条件简陋，药品和器械紧缺。每次战斗打响，他都要冒着枪林弹雨冲向阵地，在弹坑旁、战壕里为受伤战友包扎止血、处理伤口。“敌人的飞机时不时盘旋轰炸，耳边全是炮弹的呼啸声，但我根本顾不上害怕，眼里只有需要救治的战友。”他说，有时为了把重伤员转移到后方医院，还要在夜间借着微弱的月光赶路，不仅要避开敌人的封锁线，一路上还要克服寒冷、饥饿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但他和战友们都想尽量快地完成任务，“多快一秒，战友就多一分生的希望。”
杨维成回忆说，一天晚上，他们住的地方来了一架敌机，扔下一颗燃烧弹，击中了一辆汽车的车头。更危险的是，车厢里装的是炮弹！大家顾不上危险，用沙土和各种能用的东西拼命去救火，想把火扑灭。那些战士都是些十八九岁的新兵，谁不怕死呢？但到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忘了害怕，一个个冲上去救火。
还有一次，桥梁被飞机炸了一个大洞。战士们的任务就是负责在旁边再修一座便桥，杨维成负责上山去砍木头。上午10点左右，敌机又来了，俯冲下来扔炸弹和燃烧弹，把地上的石头炸得到处都是。
后来，他们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卫生员学习班，学习了三个月之后，杨维成就留在了卫生队工作。那里设了一些床位，用来收治无法后转的重病号。那时候，白天根本不敢生火做饭，一冒烟就会被飞机发现，接着就可能引来轰炸。所以大家只能吃炒面充饥。没有开水，就用凉水拌着吃；有时候找不到凉水，就把雪水化开，和炒面混在一起凑合下肚。
在朝鲜战场，敌人连细菌弹这种卑鄙的生物武器都用上了。“为了应对这个情况，部队专门成立了防疫队，而我就是其中一员。我们的任务很明确，一方面要做好日常防疫工作，保护大家的安全，另一方面更要直接跟敌人的细菌战对抗，粉碎他们的阴谋。”杨维成说。
战后奉献，延续家国情怀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硝烟渐渐散去。杨维成随部队回国后，并未停下奉献的脚步。他加入福州军区十八分部727医院，继续在医疗卫生岗位上发光发热。1979年11月转业回到家乡淄博后，他又担任临淄区人民医院院长，将在部队积累的医疗经验和严谨作风带到地方医院，为家乡医疗事业发展倾注心血，用实际行动延续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如今，92岁的杨维成虽已离休多年，但依旧保持着军人的自律与担当。闲暇时，他会给社区里的年轻人讲过去的战斗故事，把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传递给下一代。“当年我们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现在国家强大了，年轻人更要记住历史，珍惜当下，把这份家国情怀传下去。”杨维成的话语朴实而坚定，眼中闪烁着历经岁月沉淀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