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安黎
如今的孩子，怕是很难想象“平房”二字所承载的喧腾日子了。住在楼宇的方格之中，门一关，便是一家一姓的清净。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在我们那条被唤作“大宽街”的地方，日子是摊开来过的，家家户户的喜怒哀乐，都像晾晒在阳光下的被褥，蓬松而又无所遁形。
大宽街是真宽，在我童年的眼里，它似乎就是整个世界。两排灰瓦平房，门对门、窗对窗，中间留出一片开阔地，便是我们这群孩子的乐园，也是大人们交际、甚至交锋的舞台。这房子格局也特别，我们叫它“对面房”，没有高墙深院，每家每户的日常，几乎都是半公开的。谁家中午炖了肉，香味能飘过整条街；谁家夫妻拌了嘴，声音稍大些，左邻右舍便能听个大概。那种邻里关系，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稠密得化不开。
这里的生活，就像一幅人际关系的浮世绘。处得好的，比亲戚还亲。张家包了饺子，会端一碗给李家；李家买了时鲜的瓜果，也定要分几个给张家。女人们坐在自家门墩上，一边纳着鞋底、织着毛衣，一边隔着宽宽的街道唠家常，手里的线有多长，家常话就能扯多远。可若是因为些鸡毛蒜皮，比如你家晾的衣服滴湿了我家晒的被子，我泼水泼过了界，泼到了你家门口，他家孩子打架失手打哭了我家的娃，结了怨，那便是另一番光景了。迎面碰上，脖子一梗，眼皮一耷拉，装作没看见是常事。更有气性大的，会故意朝着对方的方向“呸”地啐一口，倘若这一口“呸”出了火气，一场唇枪舌剑便在所难免。
这关系的冷暖，也像六月的天，说变就变。今日里甲家和乙家还好得蜜里调油，一起在门口择菜说笑，明日却可能因为一句无心之失，忽然就冷了场，彼此视若空气。而丙家和丁家，昨天还为门口一点公共地界争得面红耳赤，势同水火，没准儿今天因为一方帮另一方说了句公道话，或者家里的孩子突然玩到了一处，竟瞬间冰释前嫌，好得如同一个人家。真应了那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老话。
我的姥姥和母亲，都是心直口快、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子，她们的情感也因此格外鲜明而跌宕。我常记得，今天母亲还和东头的王婶在门口聊得热火朝天，隔天却因为什么琐事翻了脸，互相不再搭理；没过几日，许是又觉着王婶说话带刺，转而和西头的赵姨亲近起来，一同去买菜，一同数落着旁人的不是。这关系的藤蔓，缠绕、分离、又再度缠绕，构成了我童年背景音里最为复杂的部分。现在想来，那并非什么深仇大恨，不过是贫瘠岁月里，人们用以排遣生活压力和摩擦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柴米油盐，吵吵巴火，穷日子穷过，人和人之间反而没那么多弯弯绕，情感来得猛烈，去得也未必拖沓，有一种粗糙的真诚。
大宽街的孩子们，自有我们的一片天地。我最羡慕的，是斜对门那家的两个男孩，他们都比我大上几岁，是街上的“孩子王”。他们会的游戏，都是顶吸引男孩子的：滚铁环、抗拐、打尜（gá）、弹玻璃球，还有“掏裆”骑二八大杠自行车，人还没有车高，一条腿从横梁下穿过去蹬脚踏板，车子骑得歪歪扭扭，却带着一份冒险的快乐。我像个小跟屁虫，总想凑上前去，可他们嫌我年纪小，总是待答不理的。
印象最深的是那年暑假的一件事。不知兄弟俩闯了什么祸，他们那位素来严厉的父亲，竟一怒之下将他俩锁在了门外，自顾上班去了。夏日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兄弟俩像两只被遗弃的小兽，在门口徘徊，垂头丧气。我躲在自家门后，偷偷瞧着。
过了一会儿，只见哥哥蹲下身子，让弟弟踩上他的肩膀，他颤巍巍地站起来，弟弟的手刚好能够到门上方的那个小小的通风窗。那窗户年久失修，插销并不牢固。弟弟鼓捣了一阵，竟真的把窗户打开了。他像只灵巧的猴子，一缩身，从那个小窗口钻了进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既觉得刺激，又替他们害怕。不一会儿，弟弟又从窗口探出身来，手里端着一个粗瓷碗，碗里有半碗剩米饭。兄弟俩蹲在门口的台阶上，也没有筷子，直接用手抓着，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那米饭看起来是那样的香甜，我远远看着，竟咽起了口水。半碗米饭，不一会儿就见了底。他俩又故技重演，弟弟爬进去把空碗放回原处，再爬出来，把窗户掩好，装作一切都没发生。
然而，半碗米饭的消失，又如何能瞒得过父母呢？傍晚时分，对面传来了他们父亲粗重的斥骂声，紧接着是母亲尖厉的帮腔，然后便是孩子嘹亮的哭喊和求饶，中间夹杂着巴掌落在皮肉上的“啪啪”声。一场家庭的“风暴”在那扇薄薄的木门后上演。
那一刻，我涌起一股由衷的庆幸。尽管我家也不富裕，但我的父母从未让我经历过这样的饥饿，更从未对我扬起过巴掌。家的温暖，在对面哭闹声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具体而平安。
多少年之后，那碗偷来的白米饭的香气，那巴掌落在身上的声响，以及那条街上所有的亲昵与争吵，都已被时光封存。我知道，那条大宽街，那些“对面房”里流淌出的朴素日子，早已成为我生命底片上的一道印记。它让我懂得，生活的质地，原来可以如此粗糙而又柔软，纷争不断，却又人情味十足。那是一种在窘迫中依然顽强滋长的、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