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淄博抗战的历史长卷中，活跃着一批特殊的身影。他们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风云激荡之际，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中觉醒，在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的硝烟中沉思，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淬炼，更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国难当头时奋起。
从苦闷求索的爱国主义者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淄博抗日洪流中的先锋。他们用生命书写了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壮丽篇章。
◎书生司令马耀南：教鞭换枪杆的中学校长
1902年，马耀南出生于周村北旺庄一个耕读传家的农商家庭，幼时诵读私塾的经历涵养了他的家国情怀。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惨败的消息传来，少年马耀南在日记中挥笔写下：“我们要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我们要做真正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爆发后，马耀南手捧《新青年》奔走呼号，参与王尽美、邓恩铭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初露锋芒。1920年考入济南一中后，新思想的浪潮彻底改变了马耀南的人生轨迹。
1924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后，马耀南当选校学生联合会及天津学联负责人。他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加入国民党并与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密切合作，成为大革命洪流中的弄潮儿。1927年白色恐怖降临，马耀南目睹国民党背叛革命的行径，在1930年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因怒斥贿选黑幕愤然退席，终以“亲共反蒋”罪名被通缉。逃亡途中，马耀南在日记中写下誓言：“宇宙一战场，人生恶斗耳，一息尚存，绝无逃遁苟安之余地。”?
1933年，马耀南出任长山中学校长，将校园打造成革命摇篮。他革新教学内容，广纳进步教师，购买《共产党宣言》等书籍，教导学生读书不忘救国。红军北上抗日、西安事变等事件让马耀南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力量。”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在日记中自责：“全国已入血战，自顾安逸，能不愧死！”随即，马耀南全力配合山东省委派来的干部发动黑铁山起义。?
为筹措起义经费，马耀南变卖田产、疏散家人，带领两个弟弟投身战场，兄弟三人全部牺牲在抗日疆场，被誉为“一马三司令”。
马耀南是清河（渤海）地区抗日的一面旗帜，“跟着马校长打鬼子”是口号，更是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1937年12月黑铁山起义后，马耀南为部队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正如他的入党介绍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政委霍士廉所讲：“部队半数以上的战士，是奔着马耀南来的，我们的很多工作是通过马耀南去做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没有马耀南就没有三支队。”
1939年7月22日，马耀南在桓台牛王庄突围中牺牲，随身携带的《孙子兵法》浸透鲜血，扉页上“兵者，国之大事”的字迹，成为他一生的注脚。马耀南牺牲后，他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的题词是：“马耀南烈士是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的缔造者。”
◎博士司令孙鸣岗：从巴黎学馆到抗日战场
时光回转到20世纪初，高青县洼里孙村的农民孙成三，节衣缩食供聪慧的长子孙鸣岗读私塾。1914年，这位高苑高等小学堂的学生因贫辍学，校长刘玉辉解囊相助：“此子当成大器。”1916年，孙鸣岗考入山东省立师范，后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孙鸣岗怀揣向西方求真理的信念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孙鸣岗白天给机器上油，夜晚在车间灯光下读《资本论》。1921年经济萧条时，孙鸣岗参与蔡和森组织的“生存权、求学权”运动，在巴黎街头与军警对峙。经过三年勤工俭学，孙鸣岗考入巴黎大学法学院，193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是当时山东为数不多的留法博士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在巴黎召开会议，竟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剿匪权”。作为列席的法学专家，孙鸣岗目睹国民党代表默认退让，拍案怒斥：“你们在瓜分中国！”留法期间，他研读《共产党宣言》，看清资本主义的虚伪和贪婪，对西方文明从崇拜到失望。1932年秋，孙鸣岗放弃优渥条件回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救中国，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1938年1月，时任威海卫专员的孙鸣岗，配合中共胶东特委发动威海起义，将公署军械库枪支悉数交给八路军。同年11月，孙鸣岗赴胶东途中被同村好友、高青党组织创始人孙健萍挽留，两人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纲，喊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卫家乡”的口号，三天内集结300余名民众。
1939年2月，鲁北清西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成立，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第二梯队，孙鸣岗任司令员。他用国际法知识解析日军暴行，以巴黎街头斗争经验组织游击战，伏击日军运输队时，“博士司令”趴在雪地里瞄准的姿势，被战士笑称“比在巴黎考试还认真”。1940年，孙鸣岗率领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孙鸣岗由陈毅介绍入党，实现了多年求索终得归处的心愿。
在清西战场，孙鸣岗创造“麻雀战”战术，坟头埋地雷、草垛藏战士，连老农的粪叉都成为武器。1943年反“扫荡”中，孙鸣岗带着译自法国的《游击战术》手稿，指挥部队以少胜多。当地百姓说：“孙博士的手枪和钢笔一样厉害。”
◎兵工司令邹国资： 试管里的抗日火种
1906年生于张店昌城村的邹国资，13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参加济南抵制日货运动，在游行队伍中高喊“还我青岛”。1929年，邹国资赴北平求学。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这位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冲在前列，被军警殴打致伤，血衣被同学珍藏，那是爱国的见证。
1937年夏，邹国资入党后，本想赴北平任教的计划被七七事变打破。8月，他绕道烟台返家，见日军在距村3公里的张店火车站烧杀，邹国资发出誓言：“用我的化学知识炸碎侵略者的美梦。”当年冬天，邹国资联络70余名师生组建游击队，自制土炸药，用硝石、硫磺、木炭同敌人战斗。
1938年4月，邹国资率队与黑铁山起义部队会合，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二中队队长。在南定铁路线，邹国资计算炸药量炸毁日军列车；5月，部队整编为淄川独立营，邹国资任副营长，配合铁道大队袭击张店、南定火车站，击毙日军3人，炸毁车厢3节。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每个根据地建兵工厂”的指示传到山东。1939年6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找到邹国资这位化学系高材生，给他的任务是筹建兵工厂。邹国资在沂蒙山区的山洞里建兵工厂，用瓷缸熬硝、石碾碾火药，缺雷管就用玻璃管代替。
日军“扫荡”时，邹国资抱着硝化甘油罐子钻进地道。1941年，邹国资研制的无烟火药让我军子弹射程提升30%；1943年，硝化甘油炸药炸毁日军炮楼。从1939年6月，邹国资出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兵工建设主任，到任职八路军山东纵队兵工总厂厂长，再到1948年任职华东军工部第一军工局局长，邹国资担任兵工领导长达10年之久，为改善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加强武器和子弹的研制生产，特别是组织研制成功的无烟火药及硝化甘油高级炸药，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被称为“兵工司令”。
像马耀南、孙鸣岗、邹国资这样，在淄博抗战中勇作先锋的知识分子还有博山的张敬焘、蒋方宇，临淄的李人凤、李曦晨、石潇江，张店的孟金山、孙铁民，淄川的王承一，高青的孙健萍，周村的樊语乡，沂源的杨荆石等。他们是校长、医生、教师，在民族危亡时，将钢笔换成枪杆、药箱变成弹盒、教案写成战书。他们用读书人的赤诚和血性，写下了不屈的抗日史诗。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爱国是知识分子最厚重的底色，担当是读书人最耀眼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