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李倩
当年，蒲松龄秉烛著述时，一定不会想到，三百年后，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术期刊，会成为连接古典文学与当代精神的桥梁。
1986年秋，《蒲松龄研究》在蒲松龄纪念馆悄然诞生，封面素朴，却承载着让聊斋文化穿透时光的重任。39载春华秋实，这份期刊从一株幼苗长成繁茂大树，不仅见证了聊斋学从零散探索到系统研究的跨越，更成为丈量传统文化当代生命力的标尺。
在快餐文化盛行的当下，深耕经典的学术探索依然拥有静水流深的力量。今年6月，《蒲松龄研究》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025BIBF精品期刊展”上展出。这既是对期刊学术品质的权威肯定，也是对聊斋文化经典魅力的最佳诠释。
一册学术期刊的诞生
蒲松龄作为清代文学巨匠，其代表作《聊斋志异》被誉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之巅峰”。郭沫若曾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评价其艺术成就。然而，聊斋学在20世纪前期的学术建制化进程相对滞后，这一局面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迎来根本性转变。
1980年4月，淄博市政府在1954年修复的蒲松龄故居的基础上，成立了蒲松龄纪念馆并对外开放。同年9月，全国第一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在淄博召开。来自全国的顶尖学者齐聚一堂，在深入研讨蒲松龄生平著述的同时，深刻意识到创办专业期刊的迫切需求。五年后，在全国第二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前夕，蒲松龄研究所正式成立，与蒲松龄纪念馆合署办公。蒲松龄研究所下设资料研究室，专司文献征集与学术研究，创办专业期刊的构想终得落地。
早在1979年，时任蒲松龄故居管理委员会负责人、蒲松龄纪念馆首任馆长鲁童与文化学者李士钊便远赴北京，恳请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题写所名与期刊名，为期刊诞生埋下了重要伏笔。
1986年9月，《蒲松龄研究》创刊号由学林出版社正式推出，盛伟担任主编，严薇青、袁世硕等学界泰斗欣然出任顾问，标志着聊斋学研究从零散的个人兴趣转向系统的学术共同体建设。
初创时期的《蒲松龄研究》面临着经费短缺与稿源不足的双重挑战，曾一度无法按期出版，但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和全体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办刊经费得到保障，期刊出版逐渐步入正轨。1992年，期刊由半年刊改为季刊；2002年，页码从128页扩至160页；2014年，开本从32开改为16开。这些变化不仅是期刊形态的演进，更映射出聊斋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截至目前，期刊已编辑出版135期，刊发论文2500余篇，累计发行20余万册，多篇成果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据中国知网最新数据，《蒲松龄研究》的机构用户达4996个，遍布16个国家和地区，充分证明聊斋学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学术领域。
对学术初心的坚守为《蒲松龄研究》赢得了广泛认可。1999年，期刊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0年，被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评为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历年被山东省期刊协会评为社科类良好期刊……这些荣誉，是对《蒲松龄研究》学术质量的肯定，也是编辑部恪守“严谨办刊、开阔视野”理念的见证。
“《蒲松龄研究》是全国唯一一家聊斋学专业学术期刊，其发展离不开数代办刊人的坚守、耕耘，更离不开上级的重视、读者的关注，尤其是学者的信任。有学界泰斗的鼎力支持，也有从初学者到专业研究者的一路同行。期刊不仅搭建了中外聊斋学研究交流的平台，也见证了该学术领域的赓续传承。”编辑部负责人介绍。
一群默默耕耘的学者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学术研究的深度，更在于传播的广度。在《蒲松龄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活跃着一批既深耕学术又致力传播的学者，他们让三百年前的文学经典在当代焕发新生。
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是当代聊斋学研究的旗帜性人物，长期担任《蒲松龄研究》学术顾问，其学术生涯与《聊斋志异》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播”双轨模式。在《百家讲坛》上，她以新颖视角解读聊斋故事，打破了古典文学与当代生活的隔阂。《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等大量著述以轻松幽默的语言揭示了鬼狐故事背后的世态人情，让高深学问“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种“深入浅出”的传播智慧，既保留了经典的文化内核，又赋予了契合时代的表达形式，实现了聊斋文化从书斋到大众的跨越。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前夕，马瑞芳教授将其收藏的39种、102册珍贵聊斋学文献无偿捐赠给蒲松龄纪念馆，涵盖《聊斋志异》手稿影印本、青柯亭刻本、但明伦评本等珍稀版本，以及1936年出版的英文版《聊斋志异》和她本人创作的历史小说手稿。“博物馆是文明殿堂、文化桥梁，淄博是我的第二故乡。聊斋文化典籍只有回到博物馆，才能实现最大价值。”马瑞芳教授的捐赠不仅丰富了馆藏，更体现了学者对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
今年，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资深翻译家、《蒲松龄研究》学术顾问朱振武教授，在蒲松龄纪念馆作了题为《〈聊斋志异〉的创作发生与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的讲座。
朱振武教授从中国故事对外传播切入，分享了《聊斋志异》作为“成功出海”的典范，是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与翻译作品的贴切译介合力促成的结果。《聊斋志异》的创作动机十分复杂，在抒发“孤愤”的因素外，还有“逞才弄笔、娱人自娱”“苦闷不平、鞭挞陋劣”和“潜隐难言、情性展放”等主要动机和心理。这是蒲松龄的小说具有持久生命力、不断突破时空和地域、打动古今中外无数读者的深层原因。
同时，朱振武教授深情回忆了20世纪90年代他读研究生时，在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王平教授的引荐下，来到蒲松龄纪念馆，与当时的责任编辑杨海儒结缘，从此开启了他的聊斋学研究之路。
去年秋，时值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蒲松龄研究》学术顾问袁世硕先生95周岁生日，蒲松龄纪念馆和《蒲松龄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前往山东大学看望，袁世硕先生一如既往关心期刊的发展，并欣然表示要继续为《蒲松龄研究》撰稿。
在众多学者的共同耕耘下，聊斋文化不再是纸张上的文字，而成为滋养当代精神的活水，生动展现出文化传承的动人力量。《蒲松龄研究》背后的学者群体，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对文化传承的实践与影响力。
聊斋文化的当代表达
在《蒲松龄研究》丰硕成果的滋养下，聊斋文化正突破传统研究边界，蜕变为生命力强劲的文化IP，通过影视、戏剧、数字技术等多元形式实现时代焕新。
今年6月5日，“幻笔生音·聊斋启幕”音乐剧《聊斋》启动仪式在蒲松龄纪念馆举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与山东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合作创作音乐剧《聊斋》，旨在为经典传承创造全新范式，让现代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聊斋文化的独特魅力。
7月12日，电影《聊斋：兰若寺》上映，成为聊斋文化当代传播的标志性事件。影片以《聊斋志异》中的经典故事为蓝本，既延续《聊斋志异》奇幻诡谲的叙事风格，又以现代影视语言重构友情、夫妻情、生死之交等永恒主题。淄博正借力影视化传播深挖聊斋文化资源，推动城市文化从“网红”向“长红”转型。
6月19日，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印章”系列数字藏品在鲸探平台上线即售罄。此次发行的四枚印章数字藏品均为1966年蒲松龄墓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其中两枚亦见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蒲松龄画像。数字技术不仅实现了文物的“云端共享”，更借助区块链为文化传播开辟了新路径。
近年来，随着“聊斋热”持续升温，蒲松龄纪念馆已成为游客探访淄博的首选。人们在此探寻《聊斋志异》背后的文化密码，漫步“聊斋”小院，通过磨损的案牍、古旧的砚台、泛黄的卷册，依旧能感受到蒲松龄先生清贫的生活与丰饶的精神世界。传统文化“富矿”的现代活化，需要学术研究与创意转化的双向赋能。
聊斋文化的传承始终坚守《聊斋志异》中对人性的洞察、对善恶的判断和对美好的追求。同时，它通过现代多元艺术形式和传播渠道与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并借助数字技术拓展边界，实现“破圈”效应。
“学术期刊是理论探索的载体，更是推动学术交流与实践创新的平台。我们将始终坚守学术初心，在深耕《蒲松龄研究》的同时，积极关注学术前沿与聊斋文化的当代转化。近几年，我们先后推出了《蒲松龄诗词论集》《聊斋俚曲论集》《聊斋杂记》《文垂千古 心为兆民——聊斋文化专题读本（故事卷）》《曲水书巢忆往——路大荒先生鲜为人知的故事》等专著。未来将继续推进聊斋文化出版工程，牵头举办更多聊斋学研讨会、高水平学术论坛，为海内外学者搭建交流互鉴平台，不断增强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助力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璀璨的光芒。”蒲松龄纪念馆负责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