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安黎
用现在的话说，四奶奶应该算是姥姥的“闺蜜”。小时候，姥姥常带我去四奶奶家玩，那时我七八岁的样子。记忆里，四奶奶和姥姥年龄相仿，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还是小脚。当年，孩子们对她们有个不太恭敬的叫法——“小脚老太太”。如今想来，当时她们也就五十岁左右，不过，在我童年的眼里，她们已经很老了。
四奶奶很瘦，也可能因为瘦，脸上的皱纹显得特别多、特别深，尤其笑起来，那些皱纹似乎也满是笑意。她的眼睛不大，却总是闪烁着温和的光，仿佛藏着许多故事。四奶奶脾气好，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让人感觉特别亲切。每次去她家，还没进屋，就能听见她的笑声，那笑声就像一首欢快的曲子，让我一下就放松了下来。
四奶奶住在南村，我家在西村，隔着一段距离。四奶奶的房子挨着一条小河，房子特别高，基座是青石打垒，像一座小二楼。南面有个小窗子，往外看，能看得很远。我每次去都会扒着窗子，下巴抵在窗台往外看：看河水流动，看岸边大小不一的鹅卵石，看各种人走来走去，有下地干活的农民，扛着锄头，脚步匆匆；有挑着担子卖货的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有上下班的工人，三五成群，说说笑笑。我一看就看半天。这时，四奶奶总会用她粗糙的手指轻轻拂去窗棂上的浮尘，笑道：“瞧瞧，这窗台怕是要被你磨穿了去哩！”
我一直好奇“四奶奶”这称呼的由来，是行四还是名字里有个“四”字？有一次我偷偷问姥姥，姥姥正低头帮四奶奶择菜，头也不抬地说：“她娘家排行老四呗。”恰好被走过来的四奶奶听见了，她手里端着个粗瓷碗，笑得皱纹都开了花：“行四好哇，四平八稳的！”我们也跟着笑。
既然唤她四奶奶，她的老伴自然便是四爷爷了。然而四爷爷的面目在我记忆里却模糊得如同雾中的影子，只清晰过一次，那是在弥漫着刺鼻消毒水气味的医院病房里，姥姥领我去看他。我瑟缩在姥姥身后，怯怯地望过去，只见靠门的病床上躺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皮肤蜡黄。他似乎看见了我，极其吃力地抬了抬手，微微招了一下。姥姥轻轻推我，我却像脚底生了根，无论如何不敢再往前挪动一步。那瘦骨支离的手，那浑浊眼底一丝微弱的光，在惨白的墙壁映衬下，仿佛一个枯槁的剪影。姥姥无奈，只得叹了口气，摸摸我的头，最终领我退出了那间充溢着药水与沉疴气息的屋子。那枯槁的手，竟成了我记忆中四爷爷唯一的影像。
四奶奶家灶间墙角，永远蹲着一口乌沉沉的瓦罐，那简直是我童年的一座小小藏宝窟。我每次去，四奶奶总会神秘地笑着，掀开罐盖，伸手进去摸索一阵，掏出些零食：有时是几块晶莹的冰糖，有时是几块裹着白霜的柿饼，有时是一把黑乎乎的软枣，还有一次“变”出了一小捧炒得喷香的花生米。她把零食递给我：“快吃，别让你姥姥瞧见！”那甜味在舌尖漾开，那是贫瘠岁月里最慷慨的甜蜜抚慰。四奶奶也常在窗下做针线活。阳光透过小窗，照在她手中的鞋底上，针线穿过袼褙发出细微的“哧啦”声，与窗外小河潺潺的水声应和着，竟成了安顿心神的小调。姥姥和四奶奶絮絮叨叨着那些我懵懂难解的家长里短，间或发出低低的笑声。那时日，悠长得仿佛能望到天边去；那窗下，便是我整个童年的安稳背景。
时间如河，倏忽已流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也年过花甲，年纪比当年的姥姥与四奶奶还要老。前些时日，我特意故地重游，走到了昔日的南村。这一带早已面目全非，楼房林立，道路纵横。我凭着记忆深处那一点执拗的印象，沿着早已改道的小河旧址，在几乎废弃的一个角落，终于寻到了那栋青石垒基的老屋。它矮小、颓败，孤伶伶地立在一片瓦砾与荒草之中，如同被光阴遗忘的弃儿。基石上青苔斑驳，南面那扇曾被我下巴磨亮的小窗，已被砖块严严实实地砌死，仿佛阖上了一只再也不肯张开的眼。我久久立于屋前，伸手触摸青石墙面，粗砺的质感直抵掌心。抬头仰望那扇窗口，它曾是我童年瞭望世界的明亮眼睛，如今却成了岁月砌死的一道伤疤，永久地沉入了黑暗。时光带走了四奶奶罐中的零食和窗下的针影，只把青石的凉意沉沉留在心间。
原来人间聚散，不过是窗内一瞬的张望与窗外半世的对照。那些被皱纹盛起的笑意、被瓦罐珍藏的甜味、被针线纳进的沉默岁月，最终都沉入了河底，无声无息，却比流水更深地蚀刻于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