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岁的曹永功坐在椅子上，阳光透过窗棂，在他胸前的两枚纪念章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这两枚纪念章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被他摸得发亮。
他是最普通的兵，没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战，手里的枪是“老套筒”，打三发就得歇一歇；参加的战斗多是“小打小闹”，埋地雷、割电线、护粮食，像田埂上的野草，不惹眼却韧劲十足。就是这样一个基层小兵的故事里，藏着整个民族抗战的底色。
参军入伍：只为把鬼子赶走
1928年12月9日，曹永功出生在桓台县东尹庄（今淄博高新区东尹村）。小时候的记忆像蒙着一层灰，那灰是日本人的马蹄扬起的，呛得人喘不过气。
曹永功记事时，村里的土路上总落着星星点点的血。有一次他跟着母亲去邻村借粮，远远看见日本兵的刺刀在日头下闪动，吓得他钻进草垛里。日本人来“扫荡”，把抓来的村民捆在树上，点着了火把。他躲在灶台后面，听着火焰“噼啪”响，夹杂着乡亲们的哭喊，村口的老槐树底下还有日本兵叽里呱啦的狂笑。
1944年秋天，曹永功参加了桓台县公安局敌后武工队，他的理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武工队在俺家落脚，他们保护俺们，俺也想保护他们。”
那会儿武工队常驻他们家，有时是三五个战士，背着枪钻进柴房。曹永功的母亲总说“这些娃比你大不了几岁”，把家里仅有的白面烙成饼，偷偷塞进战士怀里。看着那些年轻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曹永功心里像揣了一团火。他见过鬼子进村抢粮，见过邻居王大爷被打得满嘴是血，武工队来了之后，村口的老槐树底下，又能听见孩子们的笑声了。
“没写血书，没喊口号。”老人摆摆手，“就跟武工队长说‘我想跟你们走’，他瞅我个子矮，说‘你能扛动枪？’我扛起院里的锄头转了三圈，他就笑了。”
这样的兵，当年在华北平原上随处可见。他们是庄稼汉的儿子，是学徒，是放牛娃，没读过多少书，却认准了一个理：“把鬼子赶出去，才能有好日子过。”他们的参军报告上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歪歪扭扭的名字和“不怕死”三个字。
顽强战斗：不知什么是疼痛
曹永功的战斗故事里，没有“以一敌百”的传奇，只有带着泥土气的实在，像他种了一辈子的地，每颗汗珠都砸在实处。
1947年的护粮战，具体日子早被岁月磨淡了，只记得那天的风如刀割，刮在脸上生疼。地里的麦苗冻得蜷着身子，呼出的白气刚飘起来就碎了，连空气都冻得发脆。
国民党军队的卡车轰隆隆开进村口时，曹永功正帮着乡亲们把菜窖里的玉米、地瓜往山坳的石洞里挪。麻袋上的冰碴子硌得手生疼，可谁都知道，这是“开春的命根子”。“不能让他们抢走！”队长的吼声裹着风撞过来，他扔下麻袋就抄起了枪。
村口的打谷场成了战场。他趴在结着薄冰的柴草垛后，子弹带着哨音从头顶飞过。突然，右腿仿佛被烧红的烙铁烫到，钻心的疼顺着骨头缝往上窜，眼前瞬间蒙了层红雾。低头看，棉裤已被血浸成深色。“当时就想，坏了，这腿怕是跟不上队伍了。”队员要背他走，他却一头栽在冰冷的柴捆上，昏了过去。
再睁眼时，身子正随着独轮车的颠簸晃悠，身上盖着一床打满补丁的棉被，棉絮从破口处钻出来，沾着路上的雪。“推车的是战友大金，还有村里的王大叔。”曹永功的声音慢下来，“两天两夜啊，他们踩着冻得梆硬的山路走，饿了就啃口冻成硬块的窝头，渴了就抓把雪塞进嘴里。到部队时我腿上的血冻成了冰壳，子弹从大腿内侧穿进去，留下个铜钱大的洞，外侧的伤口翻着肉。医生摸着我的腿叹口气，说这腿是废了。”
鱼水情深：永远是普通一兵
腿上的枪伤，成了曹永功一辈子的“伴”。阴雨天疼得厉害时，他就坐在老槐树下，跟孩子们讲当年的事：“那会儿，八路军伤员藏在俺家地窖，俺娘把仅有的棉被铺在底下，自己盖着破棉絮冻得发抖；乡亲们把鸡蛋藏在裤腰里，冒着风险往队伍上送，说是给娃们补补。”
这些事，他讲了一辈子，像讲自家的庄稼收成。可听的人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家常，那藏在裤腰里的鸡蛋，是老百姓能拿出的全部；那铺在窖底的棉被，是把生路让给了战士。
如今，曹永功记性渐差，却能一字不落地哼起《军民鱼水情》。“八路军好比一条鱼，老百姓就是河里的水……”唱到动情处，他的眼睛里泛起泪光。他总说，当年打胜仗，靠的不是枪多炮利，是老百姓把战士藏进地窖、塞进草垛，是军民拧成的一股绳。
这或许就是曹永功们的意义。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英雄，却是历史最坚实的地基。就像黑铁山的石头，不起眼，却撑起了整座山；就像田埂上的野草，不张扬，却连着成片的绿。他们的枪伤里，藏着一个民族最朴素的坚韧，他们的故事里，写着“军民同心”四个字最实在的模样。
（全媒体记者郑向锋 肖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