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刑警郭科建，现任淄博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八大队警务技术二级主管。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们刑警的真实故事。
今年4月份，当我们把破案的消息告诉一位老人的时候，老人颤抖着双手，一遍遍抚摸着姐姐当年的照片，哭得像个孩子：“姐啊，警察抓到凶手了，你和咱爹娘可以瞑目了。”这个案子发生在1986年，一位22岁的姑娘在值班室被残忍杀害。案发后，她的父母深受打击，几年内相继离世。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个案件成了悬案。上百份物证和档案，在物证室存放了39年之久，每当刑侦新技术取得突破，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对物证进行重新鉴定，但没有丝毫进展。39年来，这些资料虽然已经泛黄，但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因为，还有一个消逝的生命，在等着我们去帮她找回正义。
今年初，全省公安机关对未破命案进行大起底，我再次申请重启该案的侦破。说实话，办这样的案子压力特别大，物证放了近40年，很多生物样本都降解了，我们心里也没底。面对本就不多的残留物证，还不敢全部用完，担心这回还是无法获取有效DNA。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带领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仪器昼夜运转，民警连轴上场。我们将当时提取的数百件遗留物，一件一件仔细过手、分离检索。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坚，案件依然没有突破。我又不断查找国内外最新的DNA技术动态，结合前期实践，修参数、改方法。终于，在一份关键物证上发现了嫌疑人的生物信息，将目标锁定在某村的张姓家族，通过对该家族成员的大面积排查、检验比对，最终成功抓获凶手，破获了这起全省跨度时间最长的命案。有人问我：“都是几十年前的案子，嫌疑人说不定早死了，为什么还要查？”我告诉他们：“命案必破是公安机关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无论案件有多久、有多难，我们都要敢于亮剑、迎难而上！”
随着犯罪手段不断升级，刑侦技术也面临严峻挑战，犯罪分子大多戴手套、头套作案，现场很难再发现指纹类物证。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2013年，我开始研究如何从现场遗留的手套印痕中提取DNA，当时很多人觉得我是异想天开，但共产党员就是要敢啃“硬骨头”。说干就干，我不断摸索提取方法，改进检测设备，经过数千次实验，历时350余天，终于研制成功了。这套方法在国内DNA检验领域实现了革命性突破，短短半年时间，我市微量物证检出率就提高了30个百分点、达到50%以上，居全国前列，北京、广东等地的很多同行都来考察交流。同年，周村区发生了一起命案，嫌疑人戴手套作案，我们就是通过现场的手套印痕成功找到DNA，成为全国首起利用该技术破获的命案。
技术再先进，也比不上一颗执着负责的心。作为医学生，“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誓言，我从未忘记；作为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始终铭刻在心。
“团圆行动”让我真正领悟了这两句话的含义。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替人撑把伞。在我10岁那年，父母因意外永远离开了我，所以我比别人更加懂得家的分量和意义。看着寻亲群众期盼的眼神，我的心里比他们还着急。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寻亲的70岁老兵，他出生不久就被送到淄博，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爹娘。他经历过战场的枪林弹雨，从没哭过怕过，却哽咽着拉着我的手说：“一想到这辈子没给爹娘端过一碗水、尽过一天孝，我半夜都会哭醒啊。”我们比对了千万份数据，走访了5座城市上百个家族，终于帮他找到了远在江苏无锡的家。幸运的是，他90多岁的老母亲还健在。见面那天，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娘啊，儿子回来了……”那一刻，我们这些铁打的汉子都哭成了泪人。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失散多年的亲人，不论他们相隔多远，对我们来说，他们之间仅有“一滴血的距离”。值得欣慰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帮助56个家庭实现了团圆，失散最长的达66年。
可能有人觉得技术民警就是天天对着仪器，非常枯燥。但我认为，那些沉睡的证据是会说话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听懂他们的语言。有时，为了半枚指纹，我们要比对几万份样本；为了一条线索，可能要跑遍大半个中国。可当看到案件侦破、得到群众认可的那一刻，我们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所有的真相大白，都是无数个日夜的默默坚守。我和我的战友们将继续牢记使命、勇毅前行，不断提升公安新质战斗力，为实现平安淄博、法治淄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媒体记者王傈 杨忠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