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国
作为蒋新报告文学“能源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大河向上——从太河水库到淄博水脉的高燃刻度》延续了蒋新一贯对工业与民生领域的深度关注，与《黑与红——一座煤城的燃烧岁月》中对煤城历史变迁的厚重书写、《先行官——铁鞋和它的师傅们》里对电业工人匠心精神的细腻刻画一脉相承，共同构筑起对时代发展、行业变革的全景式文学记录。通过对太河水库建设过程的详细描述，让我们看到了那一代人的奋斗身影。
国家为了共和国的命脉和大局，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压缩基建规模，太河水库作为大型工程，也在被压缩之列。按照上级要求，拉开架势、有了雏形的太河水库不得不暂时缓建。建设者们眼里含着泪花，抚摸着手上磨起的老茧，站在粗糙的大坝处久久不愿离去。1961年2月水库建设下马时，金鸡山已被劈出一道风景，挖走13万余方石头，有3名勇士为此献出了年轻生命。
1970年会战重新开始，溢洪道继续劈山。6月14日晚，指挥部决定在溢洪道实施第二次“洞室”爆破任务，由博山民兵团五龙民兵连承担。这是工程开建以来首个特别重大的爆破任务，要一次使用15000斤炸药将半个山崖“啃下”。为安全完成任务，金岭铁矿送来两台潜孔钻机，黑旺铁矿派出有经验的职工和技术人员协助，开凿了七八个“药室”洞口。从早上6时布阵到10时30分，15000斤炸药全部安放完毕，孙迎发命令用乱石和黄泥封口。中午12时30分，一切就绪，孙迎发下达起爆指令，山崖被削去一大半，爆破成功。“风钻爆破连”从会战开始到1971年7月，进行多次爆破作业，未出现一次重大事故。
太河水库建设主战场上，翟慎德、战金林、孙迎发三位核心指挥，以各自的传奇经历将“干部带头”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翟慎德身为太河本地人，两进两出水库指挥部，既是工程指挥者，也是库区移民中的一员。他率先搬迁自家房屋，以“舍小家为大家”的胸怀树立标杆。战金林来自山东胶南县，从老家调任博山县长，推动和领导“驯淄工程”。1958年出席全国建设社会主义先进单位代表大会，1959年担任淄博市水利局局长，同年10月1日应邀到北京国庆观礼，受到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工地副指挥孙迎发有着“三快”作风——吃饭快、喝酒快、走路快，雷厉风行，他把工地当作“药方”，一天不巡坝便“腰疼腿疼”，用近乎偏执的坚持，让“抓住不松手，咬住不撒口”的信条成为整个建设队伍的行动纲领。
而在一干渠、支干渠的建设上，体现了淄博人民的拼搏与智慧。早在修建总干渠之时，淄川区便开始考虑怎样修建支干渠。1972年，淄博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拿出两个方案摆在一干渠决策者面前。绕行方案施工难度小，但线路长，无法解决淄川区东山几个村庄和七八万亩地的缺水问题；隧道方案要打隧道钻山洞，行走线路缩短，能让东山里村庄和庄稼地用上水，却要穿越淄黑公路，打穿王宝山和佛山岭，难度极大。尤其是佛山岭，它是泰沂山脉中一座延绵起伏的大山，钻透这座山岭，山洞测量长度超1万米，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乃至亚洲都未曾有过。钻还是不钻，用哪个方案，成为淄川区领导面临的大事。1975年2月，宋天林调任中共淄川区委书记，面对这一难题，他没有立即表态。他有着丰富的水利相关履历，深知一干渠修建关系重大，必须慎重。他与区委领导班子成员商量后，于6月带着技术人员对“隧道方案”进行考察。因其决策果敢，被大家称为“宋大胆”。
“英雄井”是一干渠万米山洞上的第16号井，位于佛山岭与天台山之间。1976年10月25日，施工过程中遭遇大塌方，情况十分危急。塌方像座“无梁大殿”，井下状况恐怖，强光手电筒也失去作用。抢险工作困难重重，民兵们用了二十多个昼夜，还调集了众多车辆拉石砟，女民兵也勇敢地冲到井下。面对部分干部打退堂鼓的情况，二里营教导员陶厚先坚持不改方案，传达宋天林和王复荣的意见，组织抢险队，还去搬援兵、找退休煤矿职工指导。公社党委书记白怀乾也与他一同带头下井抢险。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些水利建设的“领头雁”面临着巨大挑战。他们既要抵御派系斗争的干扰，又要协调各方资源推进工程。孙迎发在指挥 15000斤炸药的“洞室”爆破时，统筹黑旺、金岭铁矿的技术支援，确保爆破万无一失；在大坝合龙的雨夜，他辗转难眠，以对工程的极致负责诠释担当。二里营教导员陶厚先与公社书记白怀乾带着铺盖住进工地，带头下井清障；副营长马振兴、安全员高绍田等骨干紧随其后，在“四块石头夹着肉”的绝境中，与死神展开四小时的搏斗。杨发英、王爱兰等女民兵冲破世俗偏见，在泥浆漫膝、碎石如雨的井下，用柔弱肩膀扛起抢险重任。
作品中，蒋新对水利工程建设的历史事件、数据和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呈现，让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淄博水利事业的发展脉络。同时，他又通过生动的描写、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深刻的哲理思考，将对自然景观的赞美与水利事业的歌颂相结合，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史料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