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个消息，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问题推到舆论前端。
一个是，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向全体师生发出了《关于合理使用社交媒体倡议书》，建议同学们在16周岁之前尽量远离社交媒体，不注册社交账号。另一个是，澳大利亚投票通过了一项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其中规定，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获得家长同意，也不能使用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违规的平台最高可处以495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3亿元）罚款。
两件事结合来看，似乎应收获舆论场上绝大多数“赞成票”，可实际上却引发不小的争议。有人觉得，限制或禁止孩子们使用社交媒体是倾轧自由，也有人觉得，让未成年人远离社交媒体是不可能的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现实：对于社交媒体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影响，全社会虽然都颇为“头痛”，但在“怎么办”上，并没有达成一致。
一
多年来，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电子产品和社交媒体问题，人们一直有所反思。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2022年已有11%的青少年表现出社交媒体使用不当迹象，症状包括无法控制社交媒体的使用、不使用时产生戒断反应、热衷于社交媒体而忽视其他活动以及因过度使用而导致日常生活中出现负面影响。报告将此定义为一种具有成瘾症状的行为模式。
在我国，2023年未成年网民规模已上升至1.96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3%，基本达到饱和状态。前不久发布的《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4）》显示，未成年人首次上网年龄呈持续降低趋势，69.5%的城市地区的未成年人在10岁及更早以前就开始上网，农村地区这一数据为52.4%。
随“触网”而来的，是社交媒体的使用。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网络暴力、低俗内容等，都可能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近些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事件频发，分析认为与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而且，过度沉迷于社交媒体也会占用孩子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社交媒体给未成年人带来的成长困境，引发全球强烈关注。除了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立法最严的国家澳大利亚外，多国都在公共政策上想办法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比如，2023年法国立法规定，社交平台为15岁以下未成年人创建账号时必须征得父母同意，今年4月又在酝酿禁止11岁以下儿童使用手机、13岁以下儿童使用可上网手机的法案；美国佛罗里达州出台的法案规定，禁止14岁以下的儿童拥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14岁以上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需要获得父母同意；荷兰各地小学课堂禁用手机、智能手表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今年6月，西班牙政府提出了关于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社交网络的法案草案……
在我国，从2019年国家网信办指导各大网络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到今年《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施行，网络沉迷防治建设正不断走向深化和细化。这些，都有助于引导孩子们管理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帮助他们逐渐降低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
二
仔细观察会发现，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问题上，舆论更多地归因于社交媒体的“坏”和家长的“不作为”。
比如，平台对不良信息过滤不足，导致虚假信息、暴力内容、“擦边”视频横行，因为监管不力，导致信息泄露、网络诈骗频发，以及父母沉迷玩手机作出不良示范，或者陪伴不够让孩子只能找“电子朋友”玩，等等。
诚然，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却不是全部的因素。在能不能让孩子使用社交媒体上，社会看法是割裂的，甚至每个人的想法都是纠结的。
在家长看来，一方面，当别人家的孩子都“见多识广”，而自家的孩子却远离网络时，那就相当于自家孩子“慢人一步”“落后”了。另一方面，看着孩子视力越来越差、越来越不爱说话、越来越不愿出门，一味抱着手机、平板狂刷，写个作文都是“网言网语”，又觉得这么“纵容”孩子上网不对。
学校方面，虽然很多学校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进课堂，但在布置作业时，却动辄布置基于电子产品的作业，作业要求也是发到微信群里，而不是留到黑板上。如此一来，又岂不是在鼓励学生上网、使用电子产品？
从社会角度出发，在全民深度触网的时代，不让孩子接触社交媒体也不可能，所以无论是学校的倡导还是各国的禁止法案，看起来不过都是“鸡肋”，并无实际用处，已经习惯了上网、使用社交媒体并感受到其中乐趣的孩子们，不会响应这种倡议或禁令。但同时，人们又希望孩子们能适度上网、合理使用社交媒体，不被网络信息、网络交往所魅惑。
种种纠结让人们在应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问题上多少有些“失措”，拿不定主意、把握不好尺度、看啥办法都觉得有毛病。比如白马湖学校关于合理使用社交媒体的倡议，只是个倡议而已，并非强制举措，用以表明个态度，来引导学生，本不该有异议，但仍然引来质疑之声。
三
怎么办？至少，我们要达成一个共识：对于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是要进行必要的限制的，且要言行一致。
这不单纯是家庭的事儿，还是学校、政府、互联网企业乃至全社会的事儿。
家长应关注孩子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与孩子进行坦诚的沟通，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网习惯，比如家庭成员可以共同讨论和制定社交媒体使用规则，还可以共同讨论社交媒体的益处和风险，帮助孩子养成积极、负责任的社交媒体行为模式。多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尽量为孩子创造更多的现实社交场景，鼓励孩子培养面对面的友谊。
学校也要建立相应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和指南，内容包括社交媒体的使用界限、明令禁止的行为、注意事项、隐私和保护等。这方面，国外也有一些可资借鉴的例子，比如加拿大努纳武特教育部门颁布了《学校社交媒体指南》，用于管理和指导学生和教师合理使用社交媒体。同时可开发数字媒介素养课程，帮助孩子提升网络素养，增强识别和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例如芬兰就有“数字公民”课程，从学前教育开始，就教会儿童如何应对虚假和错误信息。
“顶层设计”是解决社交媒体伤害未成年人问题的关键，也是家庭、学校等方面督促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社交媒体的“底气”。政府应在公共政策上多想办法，通过制定法规、加强对社交媒体产品和服务的监管等，控制未成年人用网时长、确保未成年人不接触有害内容。比如，是否可出台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传达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管理的明确态度，是否可对社交媒体、在线视频、音乐和游戏等内容服务进行年龄分级，等等。
互联网企业、技术公司等则要严格落实国家规定，在维护网络清朗环境方面发挥主体作用，在设计开发社交媒体产品和服务时，将未成年人的健康和安全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在社会舆论上，也要尽量达成一致，呼吁孩子应当减少使用社交媒体、科学使用社交媒体，让孩子充分认识到社交媒体的两面性。
总而言之，在孩子使用社交媒体一事上，社会各界应保持态度的一致，那就是共同引导孩子科学有度地使用社交媒体，而不是每当有相关的探索出来，就“泼冷水”。须知，只有当“大人”站在一起，孩子对问题的认识才不会“摇摆”，不会因为家长限制自己“玩手机”而认为家长out、不开明而和家长对着干。
（据《山东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