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安黎
祥德是我的一个工友，我们同一年进厂，他个头大，力气大，嗓门也大。说起来，祥德还是我的初中同学，但不同班，祥德初中毕业去了烤烟厂干临时工，我仍继续上高中。上学时对他印象并不深，现在分到同一个车间，同一个班组，这才熟悉起来，而有了这层同学关系，也更亲近了一些。上夜班我都是提前一小时到他家喊上他一起走。那时也没有路灯，挺长的一段夜路，我俩说笑着好像一会儿就到了。
祥德憨厚，勤快，干活不惜力气，更不会偷奸耍滑，只是脾气大了点，却从不记仇，发完火就忘。那些日子，正热播电视剧《霍元甲》，每周六晚上播两集，正痴迷武术的我看得很上瘾，但赶上中班，就捞不着看，心里便猫抓般地发痒，干起活来也神不守舍，还特别容易闹情绪。
转眼又一个周六，《霍元甲》正好迎来大结局，可又轮到我上中班了。我不由心烦意乱，抓耳挠腮。晚饭时，祥德突然悄悄对我说：“我替你干一会，你回去看《霍元甲》吧。”我一愣，说：“那怎么行，你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太累了。”“这不叫事，看完赶紧回来就是。”祥德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我已经有了自行车，骑上一溜烟蹬回了家。在路上，我还想，祥德这样一个粗线条的人，是怎么看透我的心思的？
如今想来，为了少看一两集电视剧，我就烦躁成那样，这也注定了今生难成大器。祥德也不是不喜欢看《霍元甲》，上周他还眉飞色舞地和我议论里面的情节。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胸怀和格局。其实祥德还小我一岁，倒是我，经常使点小性子，祥德却像个邻家大哥，处处让着我。
两年后，老班长退休，大家一致推举祥德当了班长，班长的职责就是领着干活，论这个，非祥德莫属。祥德也不负众望，只要是工作的事都冲在前面，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偶尔发起火来吼几句，骂几声，大家也都习惯了。一次，有个工友请假，祥德本来已经下班了，又顶上他的班，这一干就到了半夜。祥德操作的轧机是刚从天津引进的，设备先进，性能却不稳定。一段段铮明的钢带从轧辊输出，如同一条条闪亮的绸缎，突然有一条钢带像眼镜蛇一样翘起头来，这种情况以前也出现过，搁平时祥德会轻而易举地搞定。可十多个小时的连续工作，人实在太疲倦了，反应也有些迟钝，没容祥德伸手抓住，钢带像刀刃般直奔他面部劈来，在祥德前额上划了个口子，血流不止。大家闻声赶来，七手八脚把他送到医院。等大夫给他缝合包好，他竟又回到了车间，启动轧机，继续干活。他还开玩笑说：“挨了这一下子，咋还精神了呢。”大家都劝他回家歇着，工友老海说：“你他娘的不要命了，血还往外洇着呢，绷带都红了。”祥德满不在乎地说：“口子已经缝上了，洇点血正常，这个时候回家也睡不着，还不如干点活。”
祥德爱喝酒，喝了酒除了嗓门更大，话更多，没出过事，也没误过事。每年春节过后，按惯例工友们都要相互吃一轮，今天去这家，明天去那家，一直吃到正月十五，这也是我们一年里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祥德家一般是最后，去他家的人数往往也最多，几乎就是班组成员大集合。有一次我调侃道：“饭前还要不要点点名啊。”
祥德的父母都很包容，这么多小青年凑一起，乱哄程度可想而知，又都是能吃能喝的年纪，上来几个菜转瞬就光盘了，老两口在厨房忙个不停，还供不上我们吃。幸好年前祥德家做了一大罐肉皮冻，里面放了葱姜八角桂皮，十分可口，一顿饭下来，一罐肉皮冻便见了底。又过了一阵，有喝醉了开始闹的，有去院里吐的，把祥德家弄得一塌糊涂。祥德始终笑呵呵的，不烦也不恼。
那时候谁家有个力气活，比如搬家、买煤、换煤气罐等，只要找到祥德，他想都不想，一口答应，即使刚下夜班，也要先去帮忙，帮完忙连口水都不喝，头也不回就走，边说：“我要回家补觉。”
当然，在这个世上，你做得再好，也不会做到人人满意。祥德大大咧咧，说话不管不顾，无意中也招惹了一些人。一次夜班点名前，祥德呼哧呼哧攒着气，拿着点名册半天不点名。最后他终于憋不住了，把点名册往桌上一摔，“有本事明着来，背后使绊子算啥能耐，不服就面对面干一架，谁怕谁啊！”说完拿起点名册，语气瞬间恢复了正常，“点名了。”大伙儿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也搞不清他这番话究竟冲谁。
我调走那年，祥德入了党，还被评为厂级标兵。在我看来，再多的荣誉给祥德，也不为过。
很长一个时期，我们仍保持着联系。祥德凭着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当上了分厂厂长、生产部长。尽管祥德没有学历，心直口快，喜怒溢于言表，用老百姓的话说，“不是当官的料”，但他偏偏就当了官，而且当得让人心服口服。
几十年过去了，我再次听到祥德的音信，竟是他离世的消息。那一年，他五十三岁。这天，我沿着曾经和祥德一起上夜班的那条路又走了一遍。小路早就变成了大公路，两旁高楼林立，不过那段距离没变，可我觉得那么漫长，总也走不到似的。